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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古爾登(約合1萬英鎊)。10年後,他的資產負債表表明總資金為514500古爾登(約合5萬英鎊)。所以這段時期他與威廉所做的生意似乎不可能為資金的增長作出與法蘭克福—倫敦之間的進出口業務同樣的貢獻。可以肯定的是,到1810年時,公司的資金上升到了80萬古爾登(約合8萬英鎊),增長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可能來自管理威廉在英國的投資。但是選帝侯財富真正的重要性,就如卡爾和阿姆謝爾都隱約承認的那樣,是幫助內森完成了從曼徹斯特商人到倫敦銀行家的轉變。這一點一旦實現,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老人家”的依賴就小了。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
那些希望開戰的人無疑會找別的銀行家。
——弗里德里希·根茨,1830年
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輕易地“背棄”了波旁,轉投奧爾良,從保守黨轉到了輝格黨,但他們熬過1830年革命的“法寶”並不完全是緊跟國內政治變化。因為國內的威脅——儘管這種威脅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債券埋到了花園裡——從許多方面來說,是當時革命帶來的威脅比較小。從金融的角度看,更為嚴重的威脅是革命可能間接地導致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這個時期的私人通訊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他們對戰爭的擔憂,而且原因顯而易見。一次革命——或即便是一次改革危機——影響的主要是國家債券。一場戰爭可能導致所有政府證券的價格暴跌。如果倫敦、法蘭克福、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經濟保持穩定,那麼在巴黎發生的國內危機,羅斯柴爾德或許能夠經受得住。但是,一場歐洲戰爭影響的將是5家分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訊顯示,這種擔憂在1830~1832年達到了頂峰。“你不能想象,如果戰爭爆發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但願不會如此!”詹姆斯1830年10月寫道:“如果不幸成為事實,所有的證券價格都會下跌,根本不可能賣出任何東西。”一個月後,他試圖量化風險:
我們手頭上有90萬公債(面值3000萬法郎),如果和平得以延續,它們能值75%;而戰爭爆發的話,它們將跌到45%我認為如果和平一直持續下去的話,公債價格將在3個月內至少上漲10%
這也解釋了為何當時有如此多的人相信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熱愛和平,而且還利用他們的金融槓桿維繫和平的原因。比如,路德維希·博恩就明確地認為,羅斯柴爾德1831年賣出奧地利債券限制了梅特涅的軍事外交空間,當時梅特涅急切地希望用武力防止革命擴散到義大利和比利時。同時他強烈地暗示羅斯柴爾德家族樂意看到法國對奧地利採取一種更為和平的政策:“如果羅斯柴爾德家族坐在法國王座之上,那麼世界就不會經受法國與德國之間那麼多的戰爭折磨。”類似的言論也能從政治圈裡聽到,比如奧地利外交家普羅克施·馮·奧斯滕伯爵在1830年12月說:“這只是方式方法的問題,不管羅斯柴爾德說了什麼話都是決定性的,而且他不會給戰爭提供一分錢。”兩年後,奧地利財政大臣庫貝克將薩洛蒙與“和平”直接畫上了等號。不僅僅是奧地利發現必須屈從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壓力,梅特涅和奧地利駐法大使奧波尼聲稱法國政府比奧地利政府更依賴羅斯柴爾德家族。早在1828年,皮克勒王子便開始拿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發跡與拿破崙進行比較,“拿破崙悄無聲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卻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國王一隻小小歐椋鳥的利爪卻引起了一場巨大的雪崩,頃刻間吞沒了一個村莊;而羅斯柴爾德,儘管他的父親是賣綢緞的,但今天的歐洲如果沒有他,任何國家都無力發動戰爭”。普魯士外交家阿奇姆·馮·阿尼姆在19世紀40年代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他發現沒有受到“羅斯柴爾德家族黃金鎖鏈”束縛的政府非常之少。
這些論斷很快便成為羅斯柴爾德神話的一個組成部分。阿方斯·圖斯內爾在他的反猶小冊子《猶太人——新時代的國王》(1846年)中,簡潔明瞭地稱:“猶太人投機和平,這種現象仍在上升,這也解釋了和平能在歐洲持續了15年的原因。”此後的作家則以更為誇張的筆法描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和平的關係。卡普費格和希拉剋據稱均援引一個羅斯柴爾德成員的話說:“(歐洲)不會有戰爭爆發,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希望它發生。”莫頓的話則是,“羅斯柴爾德兄弟成為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和平主義者。”居特林·羅斯柴爾德經常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有戰爭的,(因為)我的兒子們不會提供金錢(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