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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秘密警察的手裡，信件會被一一開啟，如果發現似乎含有政治敏感資訊或有用資訊，信件內容將被複制。同樣的保密性缺失也讓幾兄弟放棄了對外交“信袋”的使用，當時這種信袋由特定的信使從一個首都遞送到另一個首都。因此，羅斯柴爾德兄弟別無選擇，只能僱傭私人信使，他們最晚在1814年便開始了這樣的做法。問題是信使的開銷十分龐大，兄弟幾個也經常因為值不值得使用信使的問題發生爭執：如果信使使用過於頻繁，運營成本便會上漲；如果不使用他們，重要的訊息又會延誤。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信使抵達也相當於警告競爭對手可能有重大訊息出現，於是寫給第三方的信件有時會倒籤日期，信使也化裝出行，避免引起對手的注意。到了19世紀20年代中期，成本不再是一個問題，信使的使用進入正常化：僅1825年12月這一個月，巴黎分行派遣了18個信使到加來（然後再到倫敦），3個去了薩爾布呂肯，一個去了布魯塞爾，還有一個去了那不勒斯。對信使的使用似乎讓羅斯柴爾德兄弟上了癮：1827年，薩洛蒙因為無法找到一個願意在聖誕節當天下午10點從維也納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使而勃然大怒。

不幸的是，就如通訊領域的任何一種發明一樣，沒過多久，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也開始使用同樣多的信使。此外，沒有一個信使能足夠快地達到目的地：詹姆斯1833年抱怨，一個從倫敦來的信使“竟然晚了一個小時”，這也是資本家對於更快速的通訊持久渴求的一個經典描述。從1824年起，信鴿也投入使用，儘管很明顯，羅斯柴爾德兄弟一直到19世紀40年代，只用信鴿來定期傳遞密碼：“信鴿傳出去的信中，AB意指買進股票，訊息利好。CD則意味著丟擲股票，訊息利空。”直到19世紀30年代中期之後，鐵路、電報和蒸汽船的發展開闢了通訊的新時代——這也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利用資訊優勢“竊取”交易變得更為困難。在詹姆斯第一次提及“電報通訊”的信件裡，他向內森抱怨說：“這裡的人們資訊非常靈通，因此沒有任何機會做任何事。”到1840年時，卡爾建議巴黎不要再派信使前往那不勒斯，因為蒸汽輪船和信使一樣快，而且只會讓一些“小投機者”覺察到一些東西。另外重要的一點是，1830年之後，媒體的審查變得寬鬆了很多，無需再透過私人信件來傳遞如此詳細的政治訊息：到19世紀40年代，納特例行地讓他的兄弟留意法國報紙，而10年前，他的叔叔詹姆斯則要親自寫下剛剛發生的政治訊息。

因此，實際上只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裡——大約從1815～1835年間——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使對其他的通訊方式有真正的優勢。在那些年裡，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為那些他們希望拉攏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務。他們不僅能為那些人提供私人銀行服務；也能夠比正常的郵遞途徑更快地投送信件。1822年，夏多布里昂在倫敦期間，收到了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透過她“忠誠的羅斯柴爾德”寄來的“一封重要信件”。同年在維羅納以及1825年在普雷斯堡，梅特涅使用了薩洛蒙派往維也納和倫敦的信使，而且很明顯信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使勝過他自己的信使。這種做法也隨即風行。到1823年，“從羅斯柴爾德那裡得到訊息”是內塞爾羅德伯爵夫人的日常事務之一。1826年，有訊息說：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

羅斯柴爾德的辦事員充當信使，每個月在那不勒斯與巴黎之間來回一到兩次，遞送法國、英國和西班牙駐那不勒斯、羅馬和佛羅倫薩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這些日常信件外，他們還負責傳遞那不勒斯王室與羅馬以及與駐都靈、巴黎、倫敦、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館之間通訊；同時也負責重要的個人信件。

1826年，法國與奧地利之間的一個小危機爆發時，正是羅斯柴爾德的信使將維萊勒的勸慰信送給了梅特涅。1840年之後，羅斯柴爾德郵遞服務最傑出甚至最有權勢的忠誠“客戶”，是年輕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和她的丈夫阿爾貝特王子。可能是後者——他的叔叔利奧波德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朋友——將羅斯柴爾德的信使服務介紹給了維多利亞。阿爾貝特登陸英國伊始，他就（透過他的心腹顧問克里斯蒂安·馮·斯托克馬和他的英國秘書喬治·艾恩森）定期利用羅斯柴爾德的信使來處理他與歐洲大陸之間的通訊。不久，維多利亞也與他一樣開始利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使，同時還託付羅斯柴爾德家族安排小型的銀行服務甚至是預訂旅館。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