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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願望只實現了一半：9年後，她看到立在神龕上的是阿爾方索的畫像，擺在了她女兒莉奧諾拉畫像的旁邊。在那個時候，她早已經改變了她對新郎的看法。現在的阿爾方索似乎是“一個10～15年來操縱著世界運轉的男子漢，他已經完全厭倦了那種花天酒地般的生活，他不會尊重，也不會愛他的妻子，而是要求妻子全身心地去服侍他，像奴僕一樣地去服侍他”。然而，她的結論是，這樣可能“更好——一個已經沒有了激情的男人，感覺上已經沒有任何好奇，也沒有任何深沉，應該更會是一位安全的丈夫，而妻子更有可能在履行她做妻子責任的過程中感受到幸福。她醒悟到這一點的時候會很痛苦，但這種痛苦不會持久”。無論如何，她的女兒“攀上了世界上的某個重要的位置，應該不會想要從自己夢寐以求的羅氏朝廷走下來，而去當一個卑微的普通人的妻子”。她的這種擔心從這對小夫妻草草了事的蜜月中得到了證明，這個事情還引起了媒體的負面評論。這番感慨毫無疑問基於夏洛特自己的經歷，它向我們揭示了這樣婚姻安排的根本特質。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0）

以“父母之命”作為決定性因素這樣一種原則當然還是不應該太過分。夏洛特沒有能為她的另一個女兒留住阿爾方索的兄弟一事表明，父母在孩子們的配偶選擇方面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安瑟爾姆的女兒朱莉也拒絕了她的堂兄威廉·卡爾的求婚，以及那些親緣關係更遠一點的親戚，比如納撒尼爾·蒙蒂菲奧裡的求婚。另一方面，她最終“選擇”的阿道夫又完全是由他的父親以及未來岳父所主導，他們花費了數月來起草這份婚姻契約；儘管這其中的談判主要涉及單列給新娘的資產數目，以便給她某種方式的財務獨立，但這不應該被錯誤地看成是某種形式的女權至上傾向。因此，納特和他的妻子希望在安瑟爾姆的女兒漢娜·瑪蒂爾德與威廉·卡爾結婚的時候，為漢娜·瑪爾德購買1萬英鎊的公債。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自己女兒的這種折磨也不是沒有節制，當老阿姆斯洛在妻子去世後不久即宣佈他想與自己的孫侄女、人見人愛的朱莉（當時還不到20歲）再婚時，這種情況就顯而易見了。家族裡的其他人在醫生們的支援下團結一致，反對他的這個圖謀。不過我們現在無法弄清楚的是，他們的這種反對態度到底有多少是由於擔心他的健康，又有多少是考慮到這件事中這位年輕女士的幸福，比如詹姆斯所擔心的就是，如果對阿姆斯洛所提要求的拒絕太生硬，他有可能會從公司裡退出他的資金，並娶一個外人。

守舊與改良

正如夏洛特所強調的，近親婚配仍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猶太生活方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家族的政策仍然是兒子和女兒不得和信仰不同的人通婚（儘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已經遠遠高於他們的教友，但還是不能與家族以外的人通婚）。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此期間對其教會所做奉獻的程度不應該被低估：無論從哪方面說，它都遠勝於19世紀20年代和19世紀30年代時的情況，這也是1848年後那段時間內家族和睦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詹姆斯仍然是最不遵守清規戒律的人。“我衷心希望你們都能度過一個沒有一絲遺憾的安息日。”他在1847年給他的侄子和兒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希望你們過得愉快，而且打獵能夠滿載而歸。你們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嗎？這可是深愛著你們的叔叔和我的殷切希望。”這樣一封信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他根本不認為在安息日坐到他的辦公桌前有什麼不妥。他和卡爾在出席猶太聚會時總是會有一些惹人側目的古怪舉止（而他們的妻子則都能中規中矩）。

然而，詹姆斯一直不遺餘力地堅守著家族的猶太傳統，與他在漢娜·梅耶叛教那些日子裡的表現別無二致。儘管他幾乎忘掉了1850年的逾越節那天，他非常不情願地取消了到倫敦的商務旅行，以便研讀《哈加達》載有故事《出埃及記》和逾越節家宴儀式的書，在逾越節家宴時閱讀。——譯者注。1860年，他收到法蘭克福拉比利奧波德·斯坦的新作時很是高興（儘管他捐助的規模沒有記錄下來）。他的妻子貝蒂與丈夫一樣以一種世俗的心態待人接物，但她同時有一個很強烈的意識，認為遵守教規就算不是一種道義責任，也是一種社會行為規範準則。當她聽說她的兒子阿爾方索參加了紐約的猶太聚會後，她宣稱自己“（高興得）好像跳到了月亮上面”，並繼續寫道：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