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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件大好事，我的好兒子，不僅是出於宗教的情感，也是一種民族情感。以我們所處的社會地位，你的舉動對那些可能淡忘掉這些傳統的人來說是一個提醒，對那些一直堅守這個傳統的人來說是一個鼓勵。透過這種方式，你讓那些試圖責備我們的人能夠與我們重歸於好，你一定要高度尊重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

這說明阿爾方索按自己的意願去參加猶太人聚會明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威廉·卡爾在此期間仍然是年青一代中難得一見的正統猶太教徒。他繼承了他的叔叔阿姆斯洛反對法蘭克福猶太人社群的改良運動，他支援為正統的猶太教徒建立以色列宗教社群，並把基金中的大部分捐出來，在舒澤大街新建了一座猶太教堂。但他反對由新的社群拉比薩姆森·拉斐爾·赫西所提倡的公然的分裂，他要求他的跟隨者全部撤出法蘭克福的主流社群。作為正統的猶太教徒，威廉·卡爾秉承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原則，認為實踐過程中的多樣化不應該威脅到猶太教社群的團結。

他的英國堂兄弟們也把自己當成是“以色列好人”，一直遵守神聖日子的要求，避免在安息日工作。詹姆斯有一次在訪問巴黎時揶揄安東尼，說他總是在看祈禱書，這個代表著虔誠的印象來自於他的侄子在1849年的贖罪日一絲不苟地齋戒，儘管大家都擔心當時正在席捲巴黎的霍亂傳染會使齋戒從醫學的角度考慮，成為一種非常不明智的舉動。如果逾越節期間納特在巴黎，安東尼和列昂內爾就會給他提供逾越節薄餅。就算是在英國度假期間，列昂內爾和他的家庭也都過贖罪日，齋戒並做贖罪日禱告。但這四個出生在倫敦的兄弟並不像威廉·卡爾那樣守舊。1851年，迪斯雷利很無心地給夏洛特和列昂內爾送來了一大塊波蘭公爵送給他的鹿肉：

我不知道怎麼處置它，這違反了我們的規矩，我認為我找到了一個解決的好辦法，將它送給羅斯柴爾德夫人（因為我們在那吃飯的時候實在太多了，但是一直沒有見到過這道菜），我根本沒有想到過這是不潔的肉，不過我擔心它是。不過，由於我提到了贈送人也熱愛上帝，我想他們會吃掉它。鹿肉可能是允許食用的，但如果是在打獵時射殺的則不行，而送來的這塊肉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獵殺的。

他似乎做對了，儘管這並不是愛戴貴族的反映。實際的情況是列昂內爾的家庭與詹姆斯家的一樣，並不嚴格遵守飲食戒律。事實上，梅耶對鹿肉是如此著迷，他於1866年在福克斯通的政治演講中竭力為牡鹿狩獵活動進行了辯護！1859年馬考雷在列昂內爾家用過餐後寫道：“無論是什麼形式的豬肉，一律沒有；蒿雀肉餡配約漢尼斯堡上等葡萄酒，真是一種怎麼形容都不過分的美味”。

對於更大範圍的宗教問題，這幾個英國兄弟比較傾向於支援改革運動，這與整個英國的大氣候有關。當（1853年）傾向改革的西倫敦教會的代表與總拉比發生了矛盾，從而有人試圖將他們從教區代表理事會中驅逐出去的時候，列昂內爾公開宣告反對這種他稱之為“教皇獨裁”的做法。“他擁有所有方面的神職權利，但他不應該像天主教牧師一樣被他們牽著鼻子走。他們可能是，而且毫無疑問應該是一些知識淵博的人，但他們沒有權利來質問他過節是過了一天還是過了兩天”——這是守舊派和改革派在實際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區別。這樣的說法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法蘭克福的改革派教區在上一年與主流的守舊派進行鬥爭的時候會向列昂內爾尋求幫助。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2）

朝向改革的這種趨勢在與他們的妻子有關的事情上就更加明顯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傳統猶太教的宗教活動一直是以男性為主導的：我們有一些證據表明羅斯柴爾德家的女人幾乎沒有什麼希伯來語知識。以安東尼的妻子路易莎為例，她參與了改革運動的程序，使猶太教的禮拜形式更加現代，而且更加精確，而之前的禮拜堂儀式與教堂儀式比起來顯得比較落伍。“如果一個人無法到教堂去聆聽一場優秀的佈道是多麼遺憾的事情。”她在1847年大聲疾呼，由於不懂希伯來語使她非常沮喪、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有任何背叛的企圖。她決心要讓她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指導，而且可以加入到兄弟們公共禮拜的隊伍中”。因此，她的女兒康斯坦絲和安妮的成長過程混合了猶太教義與聖公會的形式。安息日在家裡進行簡短的家庭禮拜後，路易莎給她的女兒們上《聖經》課，當天餘下的時間裡閱讀猶太教和非猶太教的宗教文學，他們涉及的課程包括《以色列歷史與文學》。贖罪日的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