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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在1864年，她曾經與格林拉比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5）

當時他為他的教區向我申請一套新的法律叢書。他說，以前確實有一些信仰虔誠的慷慨大方之人，而那些迷信之人，儘管並不很富有，也並不慷慨，可還是會出於敬畏和恐懼的心理給寺廟捐獻；但是，現在的情況是迷信被文明消滅了，信仰虔誠的猶太人也不再慷慨了，而慷慨的以色列人又讓他們的善舉流入了世俗的渠道。我敢說他是對的——毫無疑問，我寧願把20英鎊給一個學校，也不願給一個虛幻的理念

換句話說，對猶太人社群物質需要的真切關注一定程度上在於將猶太教作為一個有組織宗教的關鍵性的立場。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在猶太人精英內部開始出現了對東歐移民比例上升的憂慮。1856年，夏洛特組織了一場“支援猶太人移民貸款協會資助基金業餘音樂會”，由她的孩子埃維莉娜和艾爾福雷德表演，而路易莎是協會理事會的成員。這個組織的宗旨可以很容易推測出來。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看到的，越多貧窮猶太人從東歐和中歐移居到英國，就會有越多的猶太人精英分子希望看到到處都湧現移民潮。

或許，羅斯柴爾德家族中這個時期對於慈善的態度改變得最明顯的，要算是詹姆斯了。這或許是對19世紀40年代發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反映，它表明了兩件事：一件是整個法國社會的反猶太人情緒，另一件是他自己在巴黎窮人中間的口碑不太好。在1848年以前，詹姆斯儘量不讓梅耶·A·羅斯柴爾德的5個兒子參與到猶太人的社會生活中。儘管他在1840年與梯也爾的戰爭中竭盡全力捍衛了大馬士革猶太人的利益，但對巴黎的猶太人來說，他相應的貢獻就顯得太少了。革命發生後，事情發生了變化。在1850年，詹姆斯通知巴黎宗教法院，他決定在匹克布斯大街76號新建一所醫院，代替那座建於1841年的、已經難以為繼的“巴黎以色列貧民救治中心大樓”。兩年後的1852年12月20日，醫院——一座由讓·亞歷山大·蒂埃裡設計的宏偉的新建築——在被《環球以色列人報》描述為“猶太人前所未有的一次宏大的慶典”中正式起用了，出席慶典的有公共事務部部長、宗教局局長和塞納河地區的行政長官。在同一時期，詹姆斯還為由蒂埃裡為拿撒勒聖母大街的宗教法院新修建的羅曼諾·拜占庭禮拜堂捐出了巨資。同時還為在羅斯耶大街和蘭布拉第大街建立的兩座孤兒院做了鉅額捐贈（後者以薩洛蒙和卡羅琳命名）。

這些捐贈恰巧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更多地參與法國猶太人組織活動中的情況同步。1850年，阿爾方索成為了中區教會的委員；兩年後，古斯塔夫被選入巴黎教區委員會並在1856年成為了教區的總裁。1858年後，教區將它的資金存放在羅斯柴爾德兄弟銀行。這更像是詹姆斯在拿破崙三世政權下有意識地將自己定位在“政治局外人”的策略給了他擔當起猶太人社群領導者角色的信心，而這個角色，他的兄弟和侄子在其他地方早已經駕輕就熟了。然而，他對沒有考慮宗教戒律，花錢在黑武裡大街建立起幾乎是永久性的救濟站這樣的事情，表現得還是很謹慎。

或許，再沒有其他任何的辦法比用他們家族捐巨資在耶路撒冷新建醫院這件事情更能說明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他們貧窮的猶太兄弟所做的努力了，這家醫院在19世紀50年代由阿爾伯特·科恩主持建成。至少不下11位姓羅斯柴爾德的人出現在當時對醫院及其相關設施的捐助者名單上：夏洛特在那裡建立了“一家產業培訓學院”，並且每年都派人去視察；安瑟爾姆在那裡設立了一家小型銀行；貝蒂為孕婦提供衣物，而阿爾方索和古斯塔夫為40個年輕人提供了手工技術培訓。這個家族還支付了總共122850皮阿斯特埃及等國的貨幣名稱。——譯者注的“自願捐款”。幾乎家族所有支系的成員都出現在了行善名單上這個事實向我們說明，儘管他們的慈善活動一般以全國性——而且主要是在城市的形式出現，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覺得他們對更廣泛的“世界性的”猶太人群體負有責任。這些努力並沒有獲得世界性的認可。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6）

爭取政治權利

如果不提列昂內爾為確保猶太人在國會下院中的席位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的話，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歷史是不可能完整的。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能把這個具體的問題與英國憲政程序中的“輝格黨人”歷史截然割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