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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多回憶起了“一間特別的辦公室，有幾名僱員在那裡專門記錄資助申請，對申請進行研究，收集這些申請資助人的真實情況”。慈善變成了很難從更單調乏味的銀行事務中分離出來的一堆繁雜事務。1859年之後，這項工作的某些部分轉交給了新成立的“貧困猶太人救濟理事會”，或者說至少是由“貧困猶太人救濟理事會”進行協調。比如說在1868年，有一位名叫易曼紐爾·斯貝林的人——他是4個孩子的父親，“一位高度令人尊敬而且很值得推薦”的人，“非常渴望開一家小店，併為此目的自己籌措了很小的一筆錢”；索菲·本德海姆是戴維森家族一位遠親的女兒，她需要錢為她的女兒準備嫁妝。然而，這些事情從來也沒有取代過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公司中的慈善活動。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4）

羅斯柴爾德家族中的女人所處的位置使她們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這類活動中，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慈善變成了她們的工作，她們對待這項工作與她們的丈夫在銀行工作一樣的勤勉。猶太人免費學校從內森的時代起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行善的一個重點；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間，他們所投入的不僅是金錢，還包括夏洛特和路易莎（她的丈夫安東尼在1847年成為了該校管理委員會的總裁）對其事務性工作的參與。當路易莎在1848年首次到校參觀的時候，她認為它是“一個優秀的機構”，為“大約900名從最底層家庭選拔出來的貧困兒童”提供“免費的教育”，但它的教育水準很低。她的小姑子夏洛特卻對這些“在貝爾街的小學生”很失望，她向她的兒子描述他們“無法形容的邋遢和骯髒——而且粗俗”。“永久地致力於改善這些高加索夏洛特經常用“高加索”我個詞來形容猶太人是她的信件裡很不尋常的一個特點。這個詞在這種用法是由18世紀的解剖學家約翰·弗雷德里希·布魯門巴赫生造出來用以描述五個人種型別其中的一種，這五個種類是他透過測量頭骨形狀區分出來的。另外的四種是蒙古人、衣索比亞人、美洲人和馬來西亞人，很顯然他是想為包括所有歐洲人和中東人在內的人種進行分類。人是一件很讓人沮喪的事。”她在1865年時宣稱，“一直沒有能夠在他們身上看到任何真正的進步。”她每週一次的貝爾街之行“根本談不上愉快”，因為“在我們社會里的這些卑微階層非常骯髒，天氣不好時就裹在破毯子裡”。另外，她發現“要是不對他們的進步和總體的提高非常感興趣的話，根本就不可能走進這些貧窮、骯髒的小孩子中間”。到了19世紀70年代，透過她的努力——其中包括安排了一次馬修·阿諾德英國詩人、文藝評論家，曾任英國督學。——譯者注的視察——以及她的小叔子安東尼的努力，使局面有所好轉，學生人數增加了3倍，年度預算增加了20倍，教師數量增加了25倍。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女人參與過的其他教育機構還包括建立於1855年的猶太學院，宗教知識傳播協會的安息日學校，以及由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於1867年在南倫敦創立的博拉猶太人學校。與以前一樣，還有救助病人的善舉。在成為猶太婦女慈善貸款會和婦女慈善協會成員的同時，路易莎還建立了一個猶太人康復之家，供應由夏洛特資助的位於阿替雷利街的特別廚房烹調出來的食物。此外，夏洛特建立了一個老年人臨終關懷之家，重組了倫敦慈善產房，出任婦女慈善貸款會以及東區母親之家縫紉協會的總裁。另外還有由羅斯柴爾德家族創立的位於懷特齊普爾的猶太嬰兒白天看護所，以及位於諾丁西爾地區沃爾枚路的猶太聾啞人之家。最後，夏洛特還積極參與了新改選後的救濟理事會（BoardofGuardians）的各種活動。例如，在1861年的時候，她幫助格林拉比向理事會提供了10臺縫紉機，這些機器用於出租或者出售給那些希望透過做針線活掙錢的貧困的移民婦女。之後，她每年捐助100～200英鎊給由格林建立的“女孩車間”。

在1884年對夏洛特的追思彌撒上，赫爾曼·阿德雷回憶說，夏洛特出版《禱告與默唸》和《致孩童》（最初是為女孩免費學校而作）的最主要的主題是“那些正遭受苦難、處於困境中的人，應該靠近我們和我們的憐憫之心富人應該接濟窮人，‘給他們的不僅是金錢，還要包括時間，因為這意味著生命’”。她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告訴與會者，夏洛特的臨終遺言是“心懷窮人”——這裡所指的窮人中，排在首位的是猶太窮人。然而，阿德雷沒有談到夏洛特整個人生在慈善“給予”和具體的宗教特徵的捐助之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