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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猶太人被選舉為下院國會議員的憲法障礙——就職誓詞裡包含有這樣的句子“按照一個基督徒的誠摯信念”——只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9世紀40年代和19世紀50年代所面對的幾個重大挑戰之一。1707年透過的一個法案要求投票人也發同樣的誓言，但這不是嚴格強制執行的。對於他們具有類似重要意義的另一個障礙，是牛津大學的入學和劍橋大學的畢業。

另外，還有一些社會機構，儘管之前並沒有正式排擠猶太人，但從來就沒有允許過猶太人介入。能夠進入到這些機構，其重要性與正式推翻這些法律歧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按照英國19世紀時的法律，下院席位本身的價值有限；地區性的政治勢力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些方面甚至是能夠進入國會陳述的先決條件。另外，以城市選民為基礎的地方勢力與植根於鄉村選民的地方勢力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差異。因為很多關鍵性的政治決策並不是在於威斯特敏斯特，而在於“鄉村”——那些貴族的鄉村別墅所形成的複雜圈子，這些貴族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都會在這些地方度過。就算是在城裡，國會也不是主要的政治論壇：那些沒有成為一個或多個分佈在匹克迪利大街和帕瑪街的倫敦俱樂部會員的國會議員，政治生涯不會長久。當然，獲得進入下院的資格並不會為猶太人自動開啟進入上院的大門。

為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想要推進他們進入這些英國政府機構的步伐？那種認為他們希望藉以增加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便使他們對政府的槓桿作用最大化的功能性解釋根本說不通。可以肯定的是，很多非猶太人城市平民家族在這一時期出現在了下院（比較知名的有巴林）。到19世紀40年代，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了城市裡最優秀的私人銀行；儘管在內森死後，他們與英格蘭銀行的關係出現了劍拔弩張的局面，但人們沒有理由懷疑，當出現英國政府需要借錢的這種難得一遇的情況時，它會很自然地想到紐科特。另外，就在他們得到了進入下院的機會以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幾乎沒有使用過它所帶來的便利——最多也只是把下院作為辯解的場所。我們認為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由於受到了母親的影響，列昂內爾希望贏得的是一種猶太人被剝奪了的根本性的權利。他在歐洲大陸上的親屬一直沒有停止為他確保進入國會所做的努力加油打氣：對詹姆斯來說，他的侄子是在代表所有的猶太人打一場具有象徵意義的戰爭，一場繼續了梅耶·A·羅斯柴爾德40年前在法蘭克福所進行的戰爭。也就是說，列昂內爾在追求自由的現實意義，儘管當時大多數政治家（包括約翰·羅素爵士）更傾向於給他貼上輝格黨人的標籤。促使他和他的兄弟們遠離托利黨人的原因不只是“猶太人問題”，還包括出現在19世紀40年代的更重要的原因——自由貿易，在託利黨1846年反抗皮爾的鬥爭中逐漸發現了自由黨的這個企圖。

在1848年還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矛盾：羅斯柴爾德家族正被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者罵成是反動派的支持者的時候，他們正在英國領導著一場典型的爭取法律平等的自由戰爭。總的來說，猶太人的解放是法蘭克福議會的一項成果，儘管隨後在1852年，又在法蘭克福被廢除。就連貝蒂這種堅定的反對革命的奧爾良派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我們猶太人不應該抱怨這個偉大的運動以及對利益的重新分配。每一個地方的解放都打碎了中世紀的枷鎖，把人權和平等的權利還給了那些盲從、浮躁的流氓無產者。我們應該對此為自己舉杯慶賀”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7）

然而，對此我們也還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首先，在革命運動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反猶太人的元素；事實上，針對猶太人的暴力現象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對1848～1849年革命最反感的地方。第二，在某些方面看，實際的情況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地位被限制在了英國猶太人社群裡。與其他猶太人精英家族——比較有名的是戴維·薩洛蒙——之間的競爭毫無疑問是一個很強的動力。事實上，對於大多數生活在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情況可能更嚴重）的貧窮猶太人來說，能在國會露臉就與能夠到劍橋上學一樣稀罕。在這些為猶太人權利所做的集體抗爭的所有說法中，羅斯柴爾德家族從某種程度上看一直堅持著他們作為一個家族的利益——具體來說，就是他們希望成為猶太人“皇族”。

根據隨後所發生的事件，特別要提到的是在1839年《猶太人綜合日報》發起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無情抨擊，指責他們破壞了猶太人解放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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