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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英武的東西，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很蒼老，而且已經風燭殘年”。當他在1849年與他們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儘可能地表現得善解人意，而且非常渴望去取悅人”，但“在這方面，他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沒有在他身上發現我以前聽別人讚揚他時所經常提到的坦誠與忠誠；相反，他給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雙面人”。漢娜告訴迪斯雷利說，康嘉尼爾是一位十分拘謹的人，當他被邀請到羅斯柴爾德家與一位著名的歌劇演員一起吃飯的時候，他拒絕了，而且“為邀請了一位公眾歌手吃飯而對貝蒂進行了一番說教”。在這段時間，貝蒂也沒有能迴避出現路易·拿破崙的一些安排。她在4月份告訴她的兒子，元首“幹得不錯，每天他都能為他的法令和法律權威的原則找出一定的依據”。同樣重拾信心的還有她自己，她“最終打破了堅冰，出現在元首的沙龍聚會里。再不出來對這種政治困局施加點影響，自己都自身難保了”。

另一方面，毫無疑問康嘉尼爾提到了能讓一個在整個家族裡反對革命的態度最堅決的女人重獲信心的正確的事。她滿心讚許地寫道：“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反動分子有一天，他談到了關於我們旗子上的第三種德行的標誌，他對我說，‘我對兄弟情義是如此仇恨，要是我有一個兄弟的話，我會叫他表弟。’”不久，她又向阿爾方索保證，“我的朋友康嘉尼爾會制止那個瘋子的”，還說家族“會得到難能可貴的康嘉尼爾的保護”。“在我們尊敬的康嘉尼爾身上，”她在6月份時宣稱，“我們看到了一位值得信賴的朋友，他能非常嫻熟地處理各種突發事件，而不讓我們當時就知道他所面臨的困難。我沒有辦法告訴你這個人有多麼崇高，他有多麼高貴的心靈以及忠誠的靈魂，他是多麼坦蕩，這位過去的英雄，渾身充斥著能給他帶來意志力的俠義，他想做的事情從不落空。”如果她是在公眾場合說的這些話，那麼於布內在發現政治問題的同時又探聽到大量的這種逸事就不會讓人感到奇怪。她的嬸嬸漢娜很小心地評論康嘉尼爾“對家族非常盡心，很認可貝蒂的才能和能力，欣賞家族在革命期間的勇氣和行事方式，並對他們的繁榮昌盛表示了強烈的興趣”。對於這一點，詹姆斯滿懷羨慕和困惑——儘管康嘉尼爾願意給他提供敏感的政治情報（比如關於法國對唐·帕西菲科事件的政策），但他從來沒有用這些訊息來進行投機——評論道：“迄今為止，康嘉尼爾從來沒有迷失（在投機裡），他也從來沒有對我說他想要投機。事實上，我很肯定，如果我想要對他或者他的助手建議這類事情，他可能就不再會見我或者接受我的邀請。他是我見過的最不平常的人物！”相反，波拿巴就對於投機卻樂此不疲——但不是與詹姆斯聯手。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2）

整個的1850年間，詹姆斯都在努力去調整他與拿破崙兩人之間的關係，但是越來越顯而易見的是，拿破崙掌握著主動，而這可能會給詹姆斯帶來麻煩。“元首大概認為我有什麼方面對不住他。”詹姆斯在1850年1月的時候說道，“因此，似乎我在他那方面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特別是在福爾德不幫助我的情況下。感謝上帝，我並不需要他。”按照這個說法，他信不過福爾德的傳聞是真的（這和他與一個異教徒結婚並沒有多大關係）。還有就是，他們之間的競爭本質不應該被曲解——他們經常來往，而且人們發現了很不應該的一面：一個兄弟做銀行家，而另一個兄弟做財政部部長，用詹姆斯的話說，這不是什麼公平的戰術。詹姆斯明顯感受到了自己在生意和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很遺憾，”他滿腹牢騷地說，“我很不樂意看到我們的生意被搶走，我們跟從前比好像已完全不同。”但是如果認為發生在1850年的那件使他未能保住年金業務的事情就代表著他的金融影響力在降低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詹姆斯當時已經準備好了一份標書，但沒有去參加競標，原因是納特4歲大的兒子梅耶·阿爾伯特去世了，而葬禮恰好就在財政部部長定下開標的日子。儘管在參加葬禮，他也無法掩飾自己的竊喜，因為他的缺席造成了福爾德招標活動的“慘淡收場”：“現在他看到了，沒有人能把羅斯柴爾德拋在一邊，福爾德不可能為所欲為。”

真實的情況是，詹姆斯當時真正最為關切的是外交而不是金融。他擔心元首變幻無常的對外政策會在法國與其他大國之間導致摩擦，甚至是導致戰爭，對手有可能是英國（針對唐·帕西菲科事件）或者是普魯士（針對日耳曼問題）。希拉剋關於詹姆斯在一次與拿破崙和康嘉尼爾在1850年末的會議中試圖緩和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