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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故事證實了這個說法。“好吧，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次伊（與）德國的爭吵是關於深木（什麼）問題？”詹姆斯以辯解的口吻說，“讓我們來做一些按（安）排，看在賞（上）帝的分上，讓我們來做一些按（安）排。”按照這個故事的說法，拿破崙的反應只是把自己的後背轉向了他。詹姆斯確實於1850～1851年間在很多場合多次見到過拿破崙，但詹姆斯在影響他的政策方面的嘗試從來沒有成功過。相反，詹姆斯抱怨元首“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戲弄小兵”，他是“一頭驢最終會使整個世界都變成他的敵人”。具體來說，法國插手1850年下半年間發生在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爭端的可能性讓他有了不祥的預感。儘管他一直擔心死於“紅魔之手”，如果路易·拿破崙由於對外政策的重大失敗“像路易·菲利浦一樣被追得走投無路”，詹姆斯認為他不會覺得太意外。

所有這一切都解釋了為什麼隨著波拿巴分子政變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詹姆斯也變得越來越焦慮起來的原因。早在1850年10月，他就開始向倫敦分行轉移黃金，他對侄子的解釋是“當一個像他（拿破崙）那樣的人有可能會因為我是康嘉尼爾的朋友就沒收我的錢財的時候，我情願把我的黃金放到這兒去掙3％的存款利息，也不願意放到國債上或是將它束之高閣。我並不是害怕，但我寧願小心行事。從政治上看，這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同時，詹姆斯由於一直保持著跟康嘉尼爾的來往（甚至在康嘉尼爾被他的軍隊解職，離開國民衛隊司令部後，兩人也來往不斷）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政治曝光度。1851年10月，詹姆斯告訴他的侄子說，“我們的將軍”胸懷“遠大的理想”。“我懷疑在這些理想實現之前，”他又很不安地說，“巴黎可能浸泡在血泊中。我已經賣出了我所有的公債。”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懷疑詹姆斯擔心在12月1～2日的叛亂髮生的夜晚，他會與康嘉尼爾以及其他共和黨領導人一起被捕。很有象徵意義的是，在“盧比孔行動”（暴動的代號）前一週，他從樓梯上跌倒，弄傷了腳踝，因此，當波拿巴分子展開攻擊的時候，他十分順理成章地放棄了抵抗。但是有點讓人不解的是，他在暴動發生的當時發給倫敦的信上，對於政治問題居然隻字未提，對此，詹姆斯的解釋是，他有理由擔心這些信件會被檢查。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非常幸運的是，貝蒂在遇到阿波尼（Apponyi）的時候並沒有表現得很矜持，因此讓我們知道了她的很多激烈反應：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3）

她相信元首隻是成功地解救了那些激進分子，而且他會被迫採取搖擺政策，最終他只會以成為他們的一種煽動手段收場。“為了能繼續沿著元首選擇的道路走下去，他不得不以煽動（意思是極左）來威脅我們，因此他不能完全把它摧毀；而我擔心他不僅根本就不能力挽狂瀾，相反，他可能會為了達到他個人統治的目的而推波助瀾。”

然而，詹姆斯從來就不是一個會把他的政治喜好與他的生意混為一談的人。除了他個人對康嘉尼爾的喜歡之外，他並沒有要對共和黨人效忠的想法，並且以“極大的妥協”接受了新的局面。費裡耶爾把局勢穩定的訊息帶到了一個臨時發起的在拉斐特大街舉行的銀行家聚會上。

與會人士誰都沒有明確譴責路易·拿破崙對1852年以前《憲法》的肆意妄為的決定，這種事情大家認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家所擔心的只是這將成為一場危險的賭博。報道中說逮捕了幾名將軍，大家害怕這可能會導致軍隊內部的分裂，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則意味著法國末日的到來，在這種情況下，最終誰是勝利者已經無關緊要了。費裡耶爾先生遭到了各種問題的輪番轟炸。他描述了他所見到的一切：軍官們恰如其分的幽默，士兵們良好的精神狀態，軍事力量的大規模擴張，那些看公告的人的麻木不仁，巴黎的寧靜，儘管晨曦這裡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這些大財閥聽到這些確切的訊息後，緊鎖的眉頭都鬆開了。

另外，局勢很快就明朗起來，拿破崙透過粉碎共和黨左派，併發出支援擴張性的信貸政策的訊號，製造了樂觀的金融氛圍。國債價格的波動就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在暴動的前夜，（票面利率）3％的國債報價是56，而（票面利率）5％的國債報價是90�5。之後，價格分別上漲到了64和102�5；到了1852年年底——當時拿破崙在暴動一週年時宣佈自己為皇帝，3％的國債達到了83，從共和制到帝制的資本收益率接近50％（見圖2�1）。鐵路投資總額的資料情況也都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