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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德而是他們的一位名叫摩西·蒙蒂菲奧裡的女婿，被授予了騎士稱號並被封為男爵，因此，正如詹姆斯所說，“提升了猶太人在英國地位”的不是羅斯柴爾德，而是伊薩克·萊恩·戈爾德施密特領導的猶太人爭取公民權利及基本人權協會。

然而在1840年的大馬士革事件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有關猶太人解放的問題上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首開在整個19世紀40年代應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影響力，改善歐洲大陸那些對猶太人不很寬容的國家的猶太人地位的先河。在1842年，詹姆斯去拜見基佐時“對波蘭猶太人的情況表示關切”，而安瑟爾姆正在協調各種媒體反對當時普魯士提出的新的反猶太人規定。在1844年，由尼古拉一世提出的進一步減少猶太人聚居區的“令人作嘔”的措施，以及將俄國的猶太人學校和社群直接置於政府控制的計劃，促使列昂內爾在沙皇到訪倫敦前頻繁拜訪阿伯丁爵士和皮爾。當蒙蒂菲奧裡準備到俄羅斯去抗議政府對猶太人的不公平對待時，列昂內爾再次去拜見皮爾，請求為他去見內斯爾羅德伯爵寫封介紹信。按照同樣的脈絡，我們看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怎樣利用1848～1849年的羅馬政治危機，迫使教皇對梵蒂岡城裡的猶太人做出了讓步。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8）

就是在英國這樣一個以宗教刻板聞名的國家裡，羅斯柴爾德家族進行了為爭取猶太人權利而進行的最為著名的鬥爭，並且最終取得了勝利。這期間英國猶太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看都是不平常的，按中歐的標準看，這說明那裡的猶太人社群規模非常小。生活在不列顛群島的猶太人總人數在1828年的時候是27000人；32年後（經過幾十年空前的全國性的人口高速增長後），猶太人的總數也只是40000人——大約佔總人口的0�2％，其中半數生活在倫敦。在歐洲大陸，當時對待天主教的態度（特別是愛爾蘭的天主教）已有所改變，而對猶太人的敵視已經聽不到了。但是在法律上，儘管大多已經形同虛設，但仍然存在各種權利方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猶太人擁有地產和捐贈學校。最重要的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很多的公共機構裡——其中最關鍵的是國會——都要求按基督教徒的方式起誓。廢除這個誓言成為了羅斯柴爾德在此期間政治活動的最主要目標。

在妻子漢娜的影響下，內森在1829～1830年《天主教解放法案》成功透過後，提出了猶太人的政治權利問題。羅斯柴爾德對託利黨的徹底失望可以上溯到這個時期，因為很明顯的是輝格黨人更有可能支援猶太人獲得相應的權利。這種政治調整在內森死後也一直在繼續，其直接表現形式為羅伯特·格蘭特在下院面對托利黨人的強烈反對，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放法案。迄今為止一直沒有引起眾多研究者重視的記錄顯示，納特在1841年為那些當選為地區性政府議員的猶太人爭取採用薩洛蒙當選倫敦金融城行政長官時使用的經過修改的誓詞的運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只可惜運動沒有取得成功。托利黨人在參議院對這個議案的反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此非常在意——對改善與這一方的關係沒有任何作用。在保守黨贏得1841年選舉後的第一時間，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朋友赫里斯就警告新上任的內政大臣亨利·古爾本，他可能得面對金融城裡“猶太人和經紀人”的反對：

你應該時刻牢記，所謂的貴族對你的態度不會像過去那麼友善。瓊斯·勞埃德、薩姆·格尼和羅斯柴爾德家族這些人在金融城選舉中的傾向，表明他們對保守黨沒有好感。但他們不會太感情用事，去為自己的利益設定障礙，儘管他們永遠不會原諒否決了為猶太人當選下院議員掃清障礙的提案。那些資本市場的巨鱷比其他領域的任何人對財政手段的支援或是阻礙都更有力量，就算那些人的資本比他們的還大也無濟於事。

一封來自於一名當時的積極分子的信證實了梅耶確實參與到了金融城裡的選戰，他組織人為自由黨投票。很重要的一點是梅耶在1841年的時候被選為了布魯克斯俱樂部的理事。一直到了1852年，他的弟弟安東尼也成為了一名理事。兄弟倆同時還是另外一家公開的政治改革俱樂部成員。同樣的，在1852年的時候，阿爾方索成為了一家高階賽馬俱樂部的會員，同時還是團結之家（CercledeI�Unian）的成員。

當皮爾要求威靈頓為支援他的政府擂鼓助威的時候，這位公爵也表現出了同樣的悲觀。他警告皮爾：“羅斯柴爾德家族並不是沒有自己的政治目標，特別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