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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漢娜）和列昂內爾先生。他們一直都渴望著得到對猶太人政治權利訴求的支援。”儘管他“現在比在倫敦的時候更像是一個托利黨人”，納特強調說他對皮爾的支援是在嚴格的條件基礎上的：“我相信他對我們可憐的猶太人是有同情傾向的，如果他能還給我們相應的權利，他就會得到我的支援。”對於納特來說，使羅斯柴爾德家族疏遠了保守主義的原因，僅僅只是出於猶太人利益的考慮。就像他在1842年的時候，用半真半假的口吻寫道：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9）

你們應該知道，儘管我在英格蘭是一名堅定的輝格黨人，在這裡又是狂熱的保守主義者，但我認為如果那不是從身體的某個部位移除一小部分，而且也不是比利（安東尼）一直認為的最具重要性的那一部分，如果它使我們不能行使那些根本不瞭解我們艱難處境的那些人同樣的政治權利和基本人權的話，我想你們應該也得采用後面的那種思維方式。

儘管外表看起來總體上更像是自由黨人，但安東尼很樂意看到皮爾與他的黨派在下院遭遇到麻煩，他認為——看起來似乎是正確的——這可能會使他“向自由理念的方向上轉變一點，如果羅伯特爵士能為可憐的猶太人做點什麼的話，我就信任他”。至於列昂內爾，他在1843年10月的城市補選中毫不猶疑地支援自由黨候選人詹姆斯·帕蒂森，為了投票，他竟然號召猶太人選民們打破安息日的規矩。這些選票對選舉的最終結果是決定性的，因為帕蒂森僅以非常微弱的優勢擊敗了他的托利黨人對手——也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對手托馬斯·巴林。

然而，列昂內爾對學戴維·薩洛蒙的樣子直接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一直表現得遲疑不決。對他的這種遲疑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純粹行為上的問題：政治可能佔用掉一個像N·M·羅斯柴爾德公司這樣如此規模宏大的高階銀行的合夥人的寶貴時間。或許列昂內爾同意詹姆斯的觀點——這個觀點早在1816年的時就提出來了——“一旦一個商人參與了太多的公共事務，他很難再繼續他的銀行業務”。另一方面，來自家庭成員的壓力——包括詹姆斯——要求他做些工作來提高家族成員在英國的地位，也是相當大的。詹姆斯對政治活動的概念還停留在19世紀20年代那些已經過時的經驗裡，當時，他和他的哥哥們透過迎合與他們有業務往來的各個地區的封建領主而精神抖擻地去領受各種各樣的頭銜和勳章。

他試圖在1838年鼓勵他在英國的侄子去做同樣的努力，他告誡列昂內爾說：

我已經與比利時國王進行了長談，他向我們承諾同意給英格蘭女皇寫封信，他還安排他的妻子寫信給他們，要求你應該應邀參加所有的舞會國王給四兄弟下了一道諭旨如果你，我親愛的侄子，喜歡這些綬帶，那麼我保證下次你就是受勳的人，只要條件允許，儘管在英國並不佩戴這些東西。

不太過時的是安瑟爾姆“在一兩年之內能夠來為你們中的一個人慶賀坐上了國會的席位，並聆聽你們的精彩演講”的期望。當伊薩克·萊恩·戈爾德施密特在1841年成為第一位猶太人準男爵時，安東尼從巴黎寫來的信上說：“我已經喜歡上了列昂內爾·德·羅斯柴爾德爵士，他是可靠的。”類似的，當薩洛蒙在1843年被授予維也納“榮譽市民”時，安東尼明確地希望這件事能“在古老的英格蘭產生反響”。

壓力在1845年時急劇加大，因為戴維·薩洛蒙又得到了很重要的一分。在贏得了泊特蘇肯市參議院的城市選舉後，薩洛蒙面臨著“以一個真正基督徒的信念”的誓詞問題。在他拒絕起這個誓後，阿爾德門法庭宣佈他的當選無效。薩洛蒙向皮爾抱怨，與安東尼所預測的一樣，皮爾對猶太人給予了更多的同情，他通知###官林德赫斯特起草一個法案，廢除了所有遺留下來的影響猶太人權利的地方性歧視性規定。該法案於1845年7月31日生效。同年，禁止猶太人擁有不動產的老法律也取消了。列昂內爾事實上在確保這份議案的透過方面也很盡力，他作為由仲裁委員會派出的5人小組的成員，為這件事去遊說皮爾。但薩洛蒙獲得的榮譽卻引發了列昂內爾那些充滿競爭精神的親戚們的不滿。“我本來應該很高興看到您成為倫敦的勳爵，而且是代表金融城的國會議員。”列昂內爾的兄弟納特寫道，“你應該去遊說東印度公司，我親愛的列昂內爾。”一年後，納特還是在不斷地重複著同樣的內容：“我們的法國老頑固全都在說你不久就會進入下院，而且你現在正在做著準備。”當薩洛蒙在獲勝後不久訪問巴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