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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我們能夠轉過身來。我們頭頂上不再是太陽展現出無邊力量的天空；人們看不到天空，只看到陽光。身邊的每個地方都散發著一種極其難聞的氣味，用來保護我們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時也是賺取同情眼淚的道具，而且還能掩蓋住圍觀的猶太人眼裡的幽怨笑容。我們在汙穢物中艱難跋涉，放慢了腳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環顧四周的時間。我們每走一步都非常輕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溝裡玩耍、在汙穢物中爬來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糞堆上孵化的寄生蟲一樣。誰不願意遷就這些只有一點點玩耍心願的小孩子？如果一個人認為兒時的玩耍就是現實生活的寫照，那麼這些兒童的搖籃就一定是所有鼓勵、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歡樂的墳墓。你擔心這些塔一樣的房子會倒下來砸著我們？哦，根本不用擔心。它們經過了仔細的加固，就如關押叫聲清脆的鳥兒的鳥籠，坐落在永恆咒怨的基石之上；它們由貪婪的勤奮之手建成，抹牆的白灰裡摻雜著奴隸的汗水。別再擔憂，它們非常結實，永遠也不會倒。

就如伯爾納評述的那樣，即使在所謂的“開明”時期，當其他德國城市放鬆了對猶太人的限制時，法蘭克福卻依然我行我素，拒絕執行約瑟夫二世的“寬容公告”（1782年），並且查抄埃弗賴姆·萊辛同情猶太人的話劇《智者內森》。猶太社群1769年以及1784年發起請願活動，希望被允許在星期天離開自己的社群，他們的要求遭到了拒絕，理由是“試圖獲得與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與之前一樣，此類政策某些程度上是異教徒城市居民向當地議會施加壓力的結果。尤為典型的是，1788年，一個猶太數學教師獲得允許，可以在猶太街外生活和教學。隨即，要求撤回他執教資格的呼聲甚囂塵上。而1795年，一名猶太醫生（在社群外執業）的請求則遭到了斷然拒絕。這些基本上出於同樣的原因——7個著名猶太商人在一封聯名信中明確提到了這些原因——有關猶太人在節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群外行走的規定在1787年並沒有出現什麼鬆動，甚至更為嚴格了，因為此時推出了一種極為複雜的身份證制度：

作為人類，每個猶太人擁有與別人相同的權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護也是正當的。不幸的是，較低層次的階層仍然束縛於他們父輩的偏見之中，即懷疑猶太人是否與他們一樣是人類。他們用各種方法虐待猶太人，許多老年人似乎很樂意看到自己的兒子虐待猶太人。士兵們甚至也捲進了這種迫害潮流之中。他們會利用新制度作為各種迫害行動的手段嗎？是的，他們以猶太人的衣著、髮型、鬍鬚等方面最為細小的差異為藉口，在猶太街的大門口實行最為嚴厲的檢查。只要發現最細小的差異，他們就逮捕這個猶太人，然後像對待竊賊一樣把他押到兵營裡去。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一部　金錢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4）

這種固執的歧視不僅僅是因為祖上的偏見。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異教徒的商業團體固有的擔憂，他們害怕獲得自由的猶太人會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挑戰。像猶太街這樣的貧民窟也能出現數學教師和醫生的事實，揭示了猶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實：它並不像外界看起來那麼封閉。歌德鼓起勇氣進入猶太街時，他發現猶太人“也是人類，勤奮而且樂於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頑固的習俗，透過這些將自己與傳統聯絡在一起”。儘管——可能部分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艱難，但法蘭克福猶太人從文化上來說根本不是一個低等階層。

當然，猶太街的文化對於像歌德這樣的異教徒來說是陌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宗教文化，生活的節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導著。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們都會在“敲門人”（他用一個錘子敲每家的門）的召集下在教堂裡做禱告。根據一個英國旅行者回憶，安息日“在他們的祈禱書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詞語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歡迎方式，一週接著一週，這是種婚禮般的儀式。潔白的衣服鋪在地上，燈也被一一點亮向她表示敬意。再破舊的住處也籠罩著一層節日的氣氛”。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這條小巷中3個初級學校以及希伯來語大學的教育是比較保守的。孩子們學習閱讀《聖經·舊約》的前五卷（Torah），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礎；然後學習賴希（Rashi）評論；最後是猶太法典，這是有關宗教儀式規則的希伯來語評論和辯論集。猶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醫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窮人提供幫助的志願機構。

儘管猶太街被高牆圍困，儘管猶太啟蒙運動對其產生的衝擊有限（相對於柏林地區來說），但是它的文化遠不是孤島式的。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