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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猶太聚會時所表現出來的熱情不會有假。當1877年在貝斯沃特的聖彼得堡區建立新的猶太會堂的時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奧，這與他父親在7年前修建中央會堂時幾乎如出一轍。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一章　猶太問題（2）

和他們之前的祖父與父親一樣，納蒂與他的兄弟們並不非常關注那些理論細節或者宗教儀式。例如，在1912年，有報告說納蒂“不認為討論猶太浴室的形狀和大小是一個正統猶太人所必需的”。對於他們來說，宗教的意義在於猶太人社群的組織和功能；而作為羅斯柴爾德，他們認為自己應該清楚自己在英格蘭猶太人社群的世俗領袖地位。19世紀末期，他們在這個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納蒂從1879年起任聯合公會總裁至他1915年去世（儘管他很少過問那些日常的事務）。在1868～1941年間，理事會財政負責人一直就是由羅斯柴爾德擔任，從未間斷過：第一任是費迪南德（1868～1874年），然後是納蒂（至1879年），再就是里奧（至1917年），最後是列昂內爾。納蒂同時還是公會聯合會的名譽總裁、猶太人免費學校的總裁、英國猶太人協會的副總裁和貧民救濟會衛生與法務委員會理事。里奧繼任了免費學校的總裁，同時也是猶太窮人臨時庇護所的副總裁。羅斯柴爾德同時還影響著《猶太新聞報》，當時由埃希爾·邁爾斯所擁有（後來被猶太復國主義者利奧波德·格林伯格在1907年收購後，羅斯柴爾德的影響力就不復存在了）。在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修建了幾座新的猶太會堂，包括位於維克多大街的一座（1877年）以及其他由埃德蒙在1907～1913年間提供資助的三座。相比較而言，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較少與他們的猶太同胞交往。

可以肯定的是，羅斯柴爾德首要關注的並不僅侷限於一個單獨的社群，而不關注另外一個或者幾個具有相對獨特性的社群（除了聯合公會，這個組織裡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猶太人、改良派，以及由東歐移民建立的數量不斷增長的東正教組織）。對於挑戰納蒂地位的情況，一個最經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87年成立的公會聯合會，這個組織由貴金屬商人兼政治家塞繆爾·蒙塔古提出，目的是為那些東正教組織提供庇護。納蒂曾一度對他所見到的東倫敦的“精神匱乏”而憂慮，而且在聯合會成立的時候，他被選為總裁。但是在1888年12月，在聯合公會委員會上就是否接受聯合會進入倫敦宰牲理事會（監管屠宰的機構）的問題上產生對抗後，他被迫把這個職位讓給了蒙塔古。看起來他所希望實現的似乎是把聯合公會的權利置於這些新成立的組織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懷特契佩爾路上建立一個大猶太會堂的計劃就與建一個“猶太人湯恩比大廳”聯絡在了一起。

然而，對於這件事意義的重要性也不應該過分誇大。事實上，納蒂還保留了名譽總裁的頭銜，而且甚至還主持了聯合會1892年在新路上的第一個猶太會堂的開幕儀式。確實，他對團結各個不同的猶太組織所報以的期望，在聯合公會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歡迎。在已經在位了很長時間的大拉比內森·馬卡斯·阿德勒於1890年去世之後，儘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兒子和繼任者赫爾曼的反對，納蒂終於還是召集了各個公會的代表大會，他的理由是“時機已經成熟，就算是社群中最底層的人們當然也是最正統的教徒，應該邀請社群的其他分支來加入我們，並把我們所有人都團結起來。我不敢說團結到某一個領導人之下，但是應該團結到一個精神領袖之下”。然而，事實證明根本無法把這些正在竭力競爭對不同社群的影響力的各種勢力調和起來；1910年的一次類似的嘗試再一次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告失敗。不過納蒂還是有足夠的勢力確保對約瑟夫·赫爾曼·赫茲在1912年繼承阿德勒作為大拉比的任命能夠順利透過，這主要得益於（有這麼一種說法）米爾納勳爵的大力推薦，儘管更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茲更能得到聯合會和聯合公會對於倫敦東區東正教和同化情況比較嚴重的倫敦西區的兩部分勢力的共同認可。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一章　猶太問題（3）

如果納蒂的影響力在一個基本的宗教問題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間的話，那麼對於與猶太社群有關的那些更偏重於政治方面的問題，納蒂採用準君王的方式來處理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了。作為所有猶太家族中最富有的家族的繼承人，一位在金融界響噹噹的人物，又是議會議員，而且後來又成為了貴族，而且還是一位可以直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