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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當時最高層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對手。或許要讓不同的猶太人組織認同一個單獨的精神“領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懷疑納蒂是他們事實上的世俗領袖。

要全面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全面認清影響深遠——而且令人震驚——的這一時期猶太人在歐洲的地位所引發的問題。當納蒂成為貴族的時候，阿爾方索的反應是意味深長的。“這個訊息將會在奧地利和德國引起極大的反響，”他寫道，“那些地方的反猶太人氣焰仍然相當囂張。”19世紀末期出現了很多變化，先前曾經不是連續的而且只是政治上的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現在逐步變成了一種看上去更有組織的政治運動。“反猶太主義”這個詞形成於這個時期並不是巧合：種族理論研究提出的假說對於猶太人反社會行為的解釋，更多是基於他們的基因，而不是他們的宗教。由於隨著大眾教育的發展和公民權利的更加廣泛，政治生活變得更加民主，1877年以後的時間裡出現了大量的反猶太人書刊、演講和政策（在某些國家，比如俄國）。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從東歐和中歐西進的猶太人之間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任何相似之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屬於富裕的社會精英，而且已經跨越了那些存在於西歐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裡的社會障礙。然而，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羅斯柴爾德家族就一直是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政治攻擊目標，而且無法避免地一再成為“猶太人問題”的人格化代表。這是作為“猶太人之王”的不好的地方。

反猶太主義

20世紀中葉出現的事件經常會誘使我們誇大19世紀晚期出現的反猶太人浪潮的重要性。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記憶也總是把我們的注意力最先引向德國去尋找反猶太人主義的種種證據。當然，那些地方確實存在一些這種型別的問題（奧地利要比德國更嚴重，在那裡，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金融影響力日漸衰落）；英國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跡象，而俄國則是唯一從制度上歧視猶太人的大國。法國雖然是比所有地方都更能讓猶太人享有平等權利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出版反猶太人書刊最多的國家。

一個並非不重要的事實是，把反猶太人主義這個特別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詞介紹給德國政治家的威爾海爾姆·馬爾，年輕的時候曾經為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過，而這個家族與維也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非常密切。根據一份未公開的備忘錄的說法，馬爾回憶了他是怎樣在1841年被解僱的，儘管他在公司工作得比大多數猶太僱員更努力。他非常痛苦地說道：“應該承擔經濟危機後果的是猶太鬼。”這種看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在1873年經濟崩潰後面臨經濟困難的德國人的共鳴。由馬爾這樣的作家煽動起來的反羅斯柴爾德聲浪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法蘭克福猶太人與對人民福利的掠奪》，該書於1880年由“日耳曼尼克斯”出版，書名就很說明問題。作者從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的選帝侯的財富故事斷章取義的版本入手，書中將德國在大繁榮時期及之後的經濟困難與深受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他們豢養的金融與傳媒界的走狗鼓勵的資本輸出（特別是輸出到俄國）聯絡在一起。在人們還沒有來得及消化這些指控的時候，黑森…德意志帝國議會代表奧托·波克爾在1890年又提出了一項指控，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用石油把世界市場逼上了絕路——這項指控5年後又在柏林被社會民主黨的刊物再次引用（說明這套說辭隨時都可以被左派隨意使用）。弗雷德裡克·馮·謝爾布1893年的《羅斯柴爾德商號歷史》一書進一步把這個觀點進行了細化，說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巧取豪奪又有了一個新的目標：控制國家貸款，然後是鐵路建設，現在他們開始尋求建立全球原材料的壟斷。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一章　猶太問題（4）

到1911年，當維爾納·桑巴特發表帶有很強烈的傾向性但很有影響的《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一書的時候，這樣的聲討得到了來自知識界的一定程度的認同。對於桑巴特來說，“羅斯柴爾德的名字”所代表的“遠遠大於使用這個名字的那些公司”；也就是說，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躍在交易所裡的猶太人”：

因為只有在他們的幫助下，羅斯柴爾德家族才能夠取得這種超級權勢的地位——事實上，人們可以公正地說他們是債券市場上唯一的掌控人——這種地位我們已經看著他們擁有了半個世紀。過去有人說，一個財政部長如果疏遠了這家世界性的企業，而且拒絕跟它合作的話，那麼他就得考慮走人了，其實這種說法一點都不誇張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