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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愛德華·漢密爾頓在1888年8月說的：“R·丘吉爾所有的東西都向羅斯柴爾德要但是作為他的主要財務顧問，羅斯柴爾德已經把他看成是毫無希望的政治家，而把他拋棄了。”事實上，把納蒂在1886年之後對丘吉爾的資金支援當成是一項本質上的友誼之舉，就像梅毒冷酷地拿走它應得的部分一樣；因為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看，丘吉爾現在更多的是負債而不是資產。這門鏽蝕的大炮在1891年的時候再次開火，當時丘吉爾從一次由羅斯柴爾德資助的到馬希侯諾爾蘭德的探險中歸來，但只是報告了這個地區的經濟前景——這讓納蒂大為光火，就像我們將在下文中看的一樣。更多的不是出於算計，而是出於對可悲的丘吉爾的同情，促使羅斯柴爾德更多地關注他雄心勃勃的兒子，他們對年輕的溫斯頓1904年時以一名代表曼徹斯特的自由黨議員的身份反對《外僑法案》時無疑覺得相當滿意。

羅斯伯裡的情況幾乎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儘管關於羅斯柴爾德影響程度的類似問題再次冒頭。這個在格萊德斯通的第三和第四個任期中出任外交部長並且在1894年接替他出任首相的人娶了一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在政治上是否有什麼重要的意義？正如像對待丘吉爾一樣，當時有些人也是這樣認為的。“這個結合不好，”自由黨的機關報《正義》在格萊德斯通於1893年9月訪問了特靈之後發表評論說，“當外交部長透過婚姻與同樣陰險的金融企業緊密聯絡起來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格萊德斯通先生與羅斯柴爾德爵士推杯換盞。”

毫無疑問，幾乎從他娶了漢娜的那一刻起，家族中更加政治化的成員就開始對羅斯伯裡的政治生涯更加關注。在1878年9月——也就是婚禮後的第6個月——費迪南德向羅斯伯裡披露了這種關切的程度：

納蒂與往常一樣跟我談了很多關於你的事情，而且竭力向我灌輸你的追求和政治抱負。他希望知道，當自由黨再次執政，如果給你比較低階的職務，你是否會考慮接受。我只能向他表示我對此一無所知。艾爾弗雷德今天早上11點的時候來了，而且似乎對我的行動了如指掌他知道我們昨晚一起去看戲——廢除宗教裁判所真的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我的這些親戚怎麼都是一些喜歡刺探別人隱私的人啊！

在丘吉爾的案例中，私人的金融聯絡確實是發生在他離職之後，而在羅斯伯裡的案例中卻是發生在之前。1878年11月，費迪南德建議羅斯伯裡：“如果你手頭有幾千英鎊的閒錢（9000～1萬英鎊），你可考慮把它們投資在新的埃及籌款債券上，我們的銀行下週將會開始開放認購。”一封來自納蒂的1880年的信進一步說明了羅斯伯裡從他的妻兄那裡得到的“有關投資的良好建議”。他帶點調侃地寫道：“我很高興地說，我以前從來不知道要聽聽那些部長們要做什麼。我只能告訴你，我今天為紐科特買了10萬，而且我應該建議你去告訴梅先生（可能是羅斯伯裡的經紀人，或者是羅斯柴爾德的一名工作人員）付款給你。”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15）

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當格萊德斯通在1884年給羅斯伯裡工廠專員的職務，以及在內閣裡任掌璽官的位置時，他為什麼在開始的時候會拒絕。他引用政府關於埃及金融問題所做出的那些緊急的決策，告訴格蘭威爾：“你可以猜到我與這個問題之間那種特別脆弱的關係，儘管我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但是我與他們的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這種聯絡既是親情的，也是友情的，而且我覺得在這個時候進入內閣特別困難”然而，當戈登將軍被暗殺後，羅斯伯裡終於被說服接受了格萊德斯通的提議，他和羅斯柴爾德家族都沒有做任何努力來切斷他們之間的經濟聯絡。在他加入政府後的兩週之內，他至少在四個場合見到過家族的成員，包括與納蒂的兩次晚宴。在1885年8月，也就是格萊德斯通辭職使他再次暫時離開了這個職位後僅兩個月，羅斯伯裡分得了5萬英鎊由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發行的新的埃及籌款券。有意思的是，“根據羅斯伯裡的願望，埃及的收入付到漢娜的銀行戶頭上”。

這種模式在羅斯伯裡1886年當上外交部長的時候又重複了一次。這一次，納蒂表達了公眾的疑慮，他在1月份告訴勒景諾德·佈雷特說羅斯伯裡作為一個可能的自由黨外交部長“根本沒有疑問，不會因為他與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關係而受到影響”。在1887年加奈斯貝里的一次晚宴上，他向愛德華·漢密爾頓發難——他曾經期望他吹捧一下羅斯伯裡“沒有為透過聯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