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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如此緊密的聯絡而有任何的驕傲”——針鋒相對地頂撞說:“羅斯伯裡是一個沒有政治綱領的演講者。他的講話是蒼白的,他作為外交部長的名聲被過分高估——事實上他向巴圖姆派兵這件事毀壞了他的名聲,他這次的做法只是叫喚的聲音很大,但是根本沒有咬人的打算和實力,俾斯麥對他感覺非常失望”。但這不應該按表面的現象來看。像以前一樣,羅斯伯裡和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保持著在外交問題上的密切接觸(特別是阿富汗問題),而且艾爾弗雷德從紐科特寫來鼓勵性的信函:“從所有的方面,甚至是偏遠的地方,我們聽到的全部都是對新外交部長任命的溢美之詞。”當羅斯伯裡在《地方自治法案》遭遇失敗後再一次離職時,是納蒂鼓勵他擔任新建立的倫敦縣議會主席而保持了他的政治影響。他也在1892年回到政府之前的那幾天與阿爾方索討論過產業間的關係問題——這預示了他次年將會對礦工罷工進行干預。而且似乎並不像德國大使所宣稱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不鼓勵羅斯伯裡回到外交部長的位置:從這個期間保留下來的信件表明他們仍然繼續給他提供金融和外交方面的訊息(比如有關埃及的)。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很歡迎他繼格萊德斯通辭職之後升任首相的職位,而且艾爾弗雷德採取了很不尋常的舉動——在一場與英格蘭銀行關於據稱是銀行前總司庫錯放的保險箱的爭論中,代表首相出現(他的調解最終獲得了不少於2萬英鎊的庭外補償賠款)。納蒂非常遺憾羅斯伯裡隨後辭去首相職位的舉動,不只是因為這代表了哈爾科特的勝利——“前所未有的浮誇和狂躁,而且更加奸詐”——還有就是他越來越進步的財政政策。
羅斯伯裡一直堅持格萊德斯通的路線,比納蒂更加持久,但是他在1902年組織帝國主義性質的自由黨聯盟表明他的立場從來沒有脫離統一黨太遠,而且他的政治生涯在1905年與自由黨徹底決裂後基本上與納蒂的很接近,但是並沒有相交(例如兩人都在1909年反對羅伊德·喬治的預算,以及削弱上院權力的《國會法案》)。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16)
然而,正如與丘吉爾的關係一樣,問題仍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否從他們與羅斯伯裡的關係中得到任何物質上的好處。答案大體上可以說是沒有。可以肯定,留存下來的信件表明羅斯柴爾德家族給羅斯伯裡提供了經濟和外交資訊,但是很少有直接的,無論是以何種形式提出的行政方面的要求,除了一些非常小的羅斯伯裡偶爾以他的禮物方式提供的照顧業務。對羅斯伯裡外交政策的最新的研究也沒有任何可以說成是羅斯柴爾德影響的結論。因此,對由激進的自由黨人提出的擔心羅斯伯裡與“陰險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聯絡的任何結論,都是沒有根據的。然而,至少還是有那麼一次,羅斯伯裡確實在一項重要的外交決策之前提前給他們發出了警告。在1893年任外交部長的時候,他派勒景諾德·佈雷特去通知紐科特,政府打算加強埃及游擊隊的力量。“我見到了納蒂和艾爾弗雷德,”佈雷特報告說,
而且告訴他們,您對他們一直給您提供的所有資訊深表感激,並且因此希望他們在報紙上公佈(增援的訊息)之前就知道這個事情當然他們都非常高興,而且非常感激。納蒂希望我告訴您,他能為您提供的任何訊息和幫助完全由您自由支配。
這有可能是一次完全獨立的偶然情況;從另外的角度看,這種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也就是這種內部的資訊通常都由口頭轉達,因而沒有出現在留存下來的書信裡。
法國的保守主義
毫無疑問,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政治活動與其法國兄弟的活動是同時平行進行的。當然,阿爾方索在他的信件中對政治一直都表示出很高的關注,法國的共和國體制是一種與英國的情況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在這裡,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採取了比英國更為極端的立場。另外,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了更高程度上的意識形態方面的中立(或者說是靈活)的立場,這主要是他們在生活中經常面臨頻繁更換統治者的情況所造成的一個結果。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阿爾方索與他的兄弟們一樣都繼承了他們母親的奧爾良黨人的思想:在他們的信件中有足夠的正面證據來說明他們的君主復辟思想。但是與他們的父親一樣,他們都時刻準備著與共和黨人政治家一起工作。他們的區別在於溫和的和保守的共和黨人,與激進的或者“赤色的”共和黨人的區別。他們很平靜地看待梯也爾的共和國總統位置在1873年被馬歇爾·邁克馬洪取代,並在4年之後為在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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