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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13）

自由黨的下臺以及丘吉爾被薩利斯伯利爵士在1885年夏天任命為印度國務卿，似乎預告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印度的興趣開始萌發。與他整個短暫而輝煌的政治生涯相矛盾的是，丘吉爾正刻不容緩地在印度事務上與納蒂和他的兄弟們建立起一種跟他早先譴責過的格萊德斯通政府與巴林家族為埃及事務建立起來的那種關係。在計劃為印度中部鐵路發行籌款債券的時候，丘吉爾特別告訴總督都費爾林爵士：“如果明年我還在位當這筆貸款提出來的時候，我將會打一場針對貝特拉姆·居里的大戰，把這筆貸款交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手裡，因為他們的金融知識在英格蘭銀行都還不存在的時候就已經非常淵博，而且他們的委託人簡直難以計數。”

丘吉爾的傳記作者羅伊·弗斯特認為，發行新鐵路股票確實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了幫助。當時的人們也認為，丘吉爾決定吞併緬甸——在1886年元旦宣佈——也與他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日漸親密有關。正如愛德華·漢密爾頓所譏諷地評論的：“沙文主義越來越流行，因為它能產生利潤。”理所當然地，在宣佈吞併後的一週時間裡，他們要求取得“緬甸的所有鐵路，並把線路延伸到邊境”，丘吉爾向薩利斯伯利保證，那些說法都是“一派胡言”。事實對此作了證明：在1889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負責成功發行了鉅額的緬甸寶石礦的股票——當時的認購者人數是如此之多，甚至納蒂都被盛傳只能透過梯子才能爬到他的銀行辦公室，而且股票的升水高達300％。難道佈雷特沒有在1886告訴哈亭頓說“丘吉爾和納蒂、羅斯柴爾德在張伯倫的協助下聯手領導著帝國的業務”？難道漢密爾頓後來沒有對羅斯伯裡評論說讓張伯倫“深陷困境”的是他與“某一家金融企業”的“過從甚密”？難道薩利斯伯利夫人沒有在與赫爾伯特·馮·俾斯麥和羅斯伯裡的談話中大肆譴責“倫道爾夫，說他把所有的事情都通報給了納蒂·羅斯柴爾德”，而且“暗示說沒有人會無緣無故為那些金融大鱷提供政治訊息而不為所圖”？過度親密的關係的證據似乎是很令人矚目的，特別是考慮到丘吉爾個人金融狀況不是十分穩固的時候。正如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瞭解的——儘管丘吉爾早期的傳記中掩蓋了這個事實——他去世的時候欠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的債款“高達驚人的66902英鎊”，雖然他曾經聽從羅斯柴爾德的建議，投資礦業股票也賺了些錢。

然而，經過更加仔細的觀察發現，丘吉爾在印度辦公室和財政部中有限的能力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銀行業務中所能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是有限的，而且同樣的，他們作為丘吉爾的銀行顧問對丘吉爾的重要性也是在他離職以後才顯現出來的。緬甸寶石礦所發行的股票只是區區30萬英鎊，而且是在丘吉爾結束他短暫的印度辦公室任期後4年才正式發行。一直到189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才發行了200萬英鎊的緬甸鐵路債券，他們在10年前首次接觸印度金融委員會的時候則吃了閉門羹。在薩利斯伯利第二屆政府的財政部，丘吉爾徵詢過他們對金融政策的意見（任命納蒂進入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去質詢公共開支）。但是，很難說清楚丘吉爾的那種自我毀滅和極端格萊德斯通式的對軍費開支的反對，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都有利於羅斯柴爾德的利益，事實上，丘吉爾對埃及和貨幣政策的看法很快就與納蒂產生了分歧。羅斯柴爾德家族跟他在1886年12月份那次非常關鍵的辭職決定也沒有關係。當勒景諾德·佈雷特詢問他是否可以把這個訊息告訴納蒂的時候，丘吉爾說“不要，因為他正在生艾爾弗雷德·羅斯柴爾德的氣，後者顯然發表了反對他的言辭激烈的談話。‘他抱怨說我沒有徵詢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意見。無論如何我都很高興把他們當朋友，但我不是雷伍爾斯·威爾遜，而且也沒有領他們的工資’”。對納蒂來說，丘吉爾的辭職只是“鬧情緒”，儘管丘吉爾自己堅持說是“一次單純的誤判他不知道薩利斯伯利已經‘早就備好了王牌’，換句話說，他早已準備好任命高森來補這個缺”。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14）

相關的資料表明，只是在他離開了這個職位之後，他才開始向羅斯柴爾德家族大量地借錢：截至1888年，他的債務只是900英鎊；但是到了1891年，就膨脹到了11000英鎊。儘管納蒂繼續鼓勵丘吉爾相信自己還很可能會在某一天回到政府裡，但是考慮到這位前財政部長越來越古怪的表現，他不大像是相信這樣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