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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主義

儘管在那個時代有些人總是先入為主地把愛爾蘭想成是英國的殖民地，愛爾蘭其實從17世紀以來就一直是聯合王國內部的一個組成部分，自1800年起，愛爾蘭的下院就一直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下院裡。那裡也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很熟悉的地方。他們在那裡沒有任何經濟利益，事實上家族中有的成員根本就沒有涉足過這個地方。安東尼與他的女兒們在1865年的時候到那裡度過假，並且對他參觀過的有些地方的自然風光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費迪南德在三年之後去了那裡，他對“特別荒蠻”的風光沒有表現出太多興趣，但是發現了那裡人民“最好客”——儘管他對於在都柏林被錯誤地當成天主教徒而倍感茫然。對於大多數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來說，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夏洛特在寫於18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描繪成與最偏遠的殖民地一樣偏僻和奇異：一個當地政府“管理不善”的國家，世風粗俗，到處是醉漢以及無意間的暴力。如果納蒂去過那裡，現在似乎沒有任何相關的證據保留下來。

然而，這個問題卻是那個時期影響他的政治操守的所有問題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有兩個。不僅是那些鞏固愛爾蘭佃戶在與地主關係當中的地位的企圖似乎威脅到了所有財產所有人的權利，授予愛爾蘭“地方自治”——也就是某種形式的下放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想法也似乎威脅到了聯合王國的統一，而且會為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出現大範圍的分權化情況開啟不好的先例。正是愛爾蘭問題這兩個雙重的重要性造就了這種非常規的政治聯盟，有“年輕的輝格黨人”納蒂·德·羅斯柴爾德、“託利民主黨人”倫道爾夫·丘吉爾爵士以及激進自由黨人約瑟夫·張伯倫，並因此破壞了格萊德斯通式的自由主義，重振了後迪斯雷利時代的保守主義。

羅斯柴爾德在愛爾蘭問題上反水的最初跡象出現在1880年，當時納蒂在投票反對格萊德斯通的《愛爾蘭土地法案》的過程中，參與了主要由貴族中的“年輕輝格黨人”組成的群體，這個法案試圖為那些不繳租的要求遭到地主拒絕的佃農提供補償。他們反對的理由是一種很原則性的說法，也就是沒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壞合同的神聖性。正如納蒂告訴迪斯雷利的，他所關心的是這種方式帶來的後果比“徵用”還要壞。納蒂是反對自由黨領導層所制定的政策的人中最堅定的6人之一，兩次投票反對《干擾補償法案》，兩次投票反對對方提出的修正案。這使他與輝格黨中的顯貴比如J·C·敦達斯、C·W·菲茲威廉姆和阿爾伯特·H·G·格雷（後來的格雷伯爵四世）處於同一戰線。在1885年12月的選舉結束後（這次選舉給了帕奈爾的愛爾蘭國民黨在威斯特敏斯特得到了同等的權力），當格萊德斯通開始考慮更為激進的地方自治解決方案時，很顯然納蒂將會按提案反對者的原則來調整自己。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10）

事後我們可以知道，格萊德斯通的想法——“透過愛爾蘭人的立法機構進行管理來作為與帝國事務的區別”——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應該能在反對“羅馬統治”的傾向在烏爾斯特冒頭的這一敏感時刻令人信服地讓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滿意。設計中的愛爾蘭議會只擁有有限的權利，而把國防、外交和海關留在了“帝國政府”的手中，同時取消或者說至少是減少了愛爾蘭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權。如果托利黨人的眼光能夠放得更遠一點，他們應該給帕奈爾提供一些與他們自己類似的東西（就像事實上他們想要去做的）。然而，對地方自治的反對與英國政黨政治的內部動力的關聯，遠勝於愛爾蘭自身的追求；至少，這是納蒂倖存下來的信件中對這個問題的說法。

格萊德斯通重新恢復對自由黨的領導一度讓納蒂十分沮喪，因為他希望看到的是由哈亭頓（一位繼承了德文郡公爵爵位的輝格黨人精英）來坐鎮。在一封寫於11月29日的晦澀的信裡，他告訴哈亭頓：“格萊德斯通的名字應該改成愛查波德”，並隨附了摘自《舊約》的一份解釋性的說明：“埃裡的孫子被叫做愛查波德，或者‘榮耀已經離開了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擊敗後出生。”在格萊德斯通的兒子暗示過他父親對愛爾蘭的決定5天之後（1885年12月17日），納蒂與倫道爾夫·丘吉爾舉行了一次會談，納蒂在會上告訴他，為了薩利斯伯利的利益，應該考慮自由黨分離的可能性，並解釋說“約翰·莫雷和張伯倫已經被分開，前者沒錢，只能依靠國家的工資，自然對G·O·M表示完全服從帕奈爾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