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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能會在議會遭到太多的反對，他和萊昂·塞都明確希望英國能自行行動。這個訊息傳到倫敦的時候，格萊德斯通還正在期待著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國際大會上達成一個多邊的決議，儘管面臨著來自他的內閣成員（特別是哈亭頓）要求單邊軍事行動的壓力。當英國艦隊在7月炮擊亞利桑德利亞的時候——城裡發生騷亂似乎為軍事行動提供了更多的藉口——阿爾方索很高興，他注意到“英國在法律和秩序重新在整個國家建立起來之前不再會撤出；這對於那些在埃及有法律利益的所有人來說，是最好的保障”。之後還不到兩個月，沃爾斯雷將軍在特爾·艾爾·克彼爾取得了大勝，訊息傳來，他感覺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很難繞過這樣的結論，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慫恿英國政府跨越了格萊德斯通很負責任的謹慎，並且（根據內閣7月31日的會議記錄所示）強制性地去“推翻阿拉比”。做出這個決定的那一天正好是甘必大的繼任者弗雷辛內特提出英國—法國聯合佔領運河區的建議被國會否決的日子。到9月7日，格蘭威爾或多或少接受了納蒂的觀點，認為在埃及“不言而喻，英國將在以後保持領先優勢”。如果沒有法國很明顯的默許跡象，這次的立場改變是否會有可能出現很令人懷疑，而法國方面的這些情況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常樂意提供的。只有在一種情況下，阿爾方索和納蒂會認為對埃及的佔領存在困難：對於前者，是因為打算把這作為向俾斯麥發出英國—法國團結的訊號，而對於後者，是想按與德國財政部長一致的步調行動。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

如果羅斯柴爾德家族希望給格萊德斯通設一個陷阱，可能找不出比引誘他佔領埃及更好的辦法了。格萊德斯通自己很準確地預言了這樣一個行動可能產生的複雜情況；現在，他發現自己已經被這些問題給困住了。第一，怎樣重組總督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堆亂麻。第二，存在著那些長期懸而未決的金融問題，而債權人應該在這方面得到優先的考慮。第三，還存在國內政治困境，因為格萊德斯通透過如此勉強地採用帝國主義手段的方式為反對黨謀得了很多的方便。第四，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給另一個歐洲大國送去了一根大棒，而這根大棒是用來打英國的。

法國居然默許英國佔領一片法國在很久以前獲得了很大經濟利益的領土，總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這並沒有持續太久，在沃爾斯雷取勝後不足一個月，按照古斯塔夫給納蒂的報告，以及納蒂給格蘭威爾的報告，巴黎流言滿天飛，說英國政府已經在嘗試從公開市場上購買蘇伊士運河的股份，目的是絕對控股這個公司。這似乎是納蒂希望政府做的，但是格萊德斯通仍然對當初迪斯雷利在1875年購買原始股份的有關任何事情都存在著深深的戒備——他一直覺得當時交易的情況都在故意瞞他，而且在很多條件下都證明與勒塞普斯和在運河公司內的法國股東們根本不可能達成協議。

運河只是埃及問題的一部分。或許並不讓人感到奇怪，因為我們下面將要討論原因，格萊德斯通把埃及的金融看成是一件“神聖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決定透過“歐洲的一致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俾斯麥式的現實主義政治時代，這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情。佈雷希羅德不久轉達了來自柏林的訊號，似乎暗示德國對英國的埃及政策忽然轉變了立場，而且倫敦大會上格萊德斯通提出了他希望在1884年夏天打破僵局的想法。由於受到孤立，格萊德斯通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把埃及的金融重組委託給金融城裡羅斯柴爾德和巴林的經典組合。8月4日，海軍大臣諾斯布魯克爵士——巴林家族的成員，儘管從未做過銀行的合夥人——被派往埃及去調查這個國家的金融情況。正如倫道爾夫·丘吉爾在下院裡憤慨地指出的，他的堂兄弟伊維萊恩·巴林（後來的克羅梅爾勳爵）已經以總領事的身份出現在開羅。“因此，”丘吉爾大發雷霆，

偉大的巴林銀行的兩名成員都得到了委託，按照我所能夠理解的，他們獲得了幾乎是無限的獨自處置英國在埃及的政治和金融利益的權利我希望指出，在這個關係中，實際上派兩名羅斯柴爾德銀行的成員還是派兩名巴林銀行的成員並沒有什麼區別。這兩家在規模和他們在東方的經濟利益的程度方面幾乎沒有什麼區別；而且我們也可以推斷出，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提出建議——提出了一名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成員，根據他自身的條件以及他的公共地位，適合執行這項任務——派遣這樣一位成員，那麼從下院和整個國家可能就會發出很大的噓聲。但是，在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