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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等報紙上。

現在，每當我在京城遙望家鄉的山水時，我總會油然的想起已駕鶴西歸的殷顯揚老師，我的耳畔會響起他那爽朗的笑聲，我的思緒總會縈繞著他對我的循循善誘的教誨；我的眼前總會呈現他清瘦而又頗有仙風道骨樂呵呵的形象

高中時，我的家中遭受了極大的不幸——一場大火將我本來就很貧困的家燒成一堆殘垣廢瓦，我的一大堆小人書和文學書刊全部付之一炬。這場大火使我被迫離開了心愛的校園，輟學後在縣城裡一家工程隊做了兩個多月的苦力，每天在毒太陽底下做十二個小時以上的工作，提灰桶，挑磚，拉沙子，運碎石，挑水，拉泥，每天熱火朝天，幹事得汗水淋淋，但每天也只能拿到五元錢的工資。當時失學後的我情緒一直很低落，每天除了超負荷地勞作十幾個小時，便是拼命地讀書，很少與人來往，我的性格也變得極為木訥和內向。我記得，當我接到文化局發來的參加小雷山筆會通知後，窮得連幾元錢的車費都拿不出來的我，硬是從我的那個叫石應高的村子走到三十餘公里的大冶縣城的。

我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當然幾乎全部是中外名著，還有像《人民文學》、《收穫》、《十月》、《當代》及《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文學雜誌，有一些報紙。由於我那個村本來就窮，大隊裡的幾個錢大多是被那些自私自利的村官們給吃喝掉了，根本沒有訂什麼報紙，村民們從來也看到過那些報刊。

在我上中學後，我常去大冶縣城，不是住在我的外婆家，就是住在我的伯父家裡。因為他們這兒不僅生活條件遠比農村好，更主要的是，這兒隨時可以看到報紙。在伯父家，更是有各式各樣的書籍，而且他還不惜本錢為建弟和芳妹訂賣了大量的諸如《兒童文學》、《少年文藝》、《故事會》、《童話大王》等少年兒童書刊。伯父去世後，我也很少再有那種溫馨的回憶了。再後來，因家中失火而被迫輟學後，我又加入了建築大軍中，從事著極為繁重的體力勞動，儘管如此，我還是特別渴望讀書。青春成長期的苦惱和困惑，都是靠那一本又一本的書刊解脫的。記得有一段時間，我為了看書，為了及時看到報紙，經常一個人從村莊出發，沿著那一條剛剛通車不久的鐵路，走30多公里的路程到大冶縣城，去圖書館看書。直到圖書館關門，裝滿了腦袋剛汲取的雜亂知識的我，才戀戀不捨的離開，又沿著鐵路，頂著漸濃的暮色，步行30多公里，回到家裡去。一來一往，我很快就和圖書館裡的幾位工作人員混熟了，他們有時還讓我將雜誌拿回去看。後來，我在老祝的幫助下，在圖書館裡辦了一個借書證，從此我也以像城裡人一樣，經常去圖書館借書，並可以自由地拿回家看了。

農閒之餘，我把沾滿泥巴的褲腿高高挽起，赤著雙腳，手拿記錄本和圓珠筆，見到平時會講故事的老人就糾纏人家講一個故事，或是追著白髮蒼蒼的老婆婆唱幾支山歌給我聽；一到盛夏的夜裡，村前村後，水塘邊，樹底下，只要哪兒坐滿了人閒談，我就會一頭扎進去，聽見有人講的精彩故事和笑話，馬上用筆記錄下來，完全不顧別人的譏誚和嘲諷。

入伍後，我在緊張的訓練之餘還是忘不了我的文學夢。當時我們海軍陸戰隊在北部灣進行每年中最為艱苦的“海訓”時，由於軍訓艱苦，時間也極為緊張，無法安下心來讀書寫作，只有到了每天夜晚，上床休息時，我才能偷偷讀書寫作。記得當時擔心被人發現挨訓，每到夜裡熄燈時，我就將厚厚的被子緊緊地蓋在頭上，縮在被子裡頭，伏在床上，用手電筒照著寫作，到第二天再將寫好的稿子悄悄寄出去。就這樣，我用此方法，將千萬情愫付諸筆墨，一篇篇沾染著海風溼鹹氣息的散文、詩歌不斷髮表在軍地報刊上。後來，我的小才幹很快受到有關領導賞識，先抽調出來辦黑板報，又被調往連隊當文書。半年後，又被調往艦隊政治部學習文學寫作。

調入艦隊後，我在海軍著名詩人、作家、我的老師陳知柏等幾位作家的幫助下，曾創作過一組反映抗日的歷史小說，被我們的創作室主任宋樹根老師推薦到《解放軍文藝》，雖然後來編輯來信說，這些小說都寫得不錯，可以發表，但現在雜誌關注的是當代軍旅生活的作品，要求我寫些反映當前部隊生活的作品。後來，其中一篇題為《馬尾》的短篇小說被《海軍文藝》選發了。看到自己的作品與海軍的幾位著名作家的作品發在一起，我心裡自然是甜滋滋的。

現在，我從一個愛好文學的貧困鄉村少年，帶著人生瑰麗的夢想，從南到北，在江湖上浪跡了十多年。雖然除了發表在全國各大報刊上的200餘萬字的新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