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頁)

在。“真可笑！”他想。身旁站著安娜生的四個兒女，他本意是想說他只有四個兒女，這就是他的“部下”，所以就開玩笑似地伸出四個手指頭。

那位刑士一點也不懂得幽默，反而吃驚地伸出了舌頭，說：“噢，了不得！四萬人，那可要很大一筆數目來辦給養啦！”“哈哈哈”郭沫若禁不住啞然失笑了。安娜也忍俊不禁。

市川駐有一個憲兵營，憲兵經常來糾纏不休。這些傢伙穿著馬褲，腳穿黑皮的長統馬靴，一個個凶神惡煞，孩子們見到他們就趕緊躲到父母身後去。

為了丈夫的安全，安娜巧妙地和憲兵、刑士周旋應付著。

郭沫若來日本後，創造社的朋友們每月給他一百元的生活費。1929年2月7日創造社被封閉，這每月百元的生活費便斷絕了。幸虧安娜處家儉約，她一個人操持家政，炊食灑掃，洗衣漿裳，乃至對外的應付等等，幾乎一切全都靠她。1928年成仿吾去歐洲時路過東京，曾經給郭沫若留下了一千元作為生活費。這筆錢安娜一直捨不得用。一直到1930年9月，郭沫若和安娜才用成仿吾送的一千元錢在千葉縣國分村須和田弁才天買了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共有五六間，有書齋、客廳、茶室、廚房以及兒女們做功課用的房間。房子前面有一帶涼棚，上面爬著朱藤。再前面是菜園花圃。從此他們就定居在這裡了。

大的兩個兒子在東京上中學。安娜每天要為他們準備早飯和中午的“便當”；為了讓孩子們搭乘電車不至遲到，安娜早上五點鐘前後便須起床。她又有養雞的癖好，在屋前的空地上種了好花木以及蕃茄、朝天椒。總之，在這個家庭裡處處都凝聚著安娜的心血和汗水，屋裡屋外整天忙碌的是她的身影。郭沫若在致力於中國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之外，又寫了不少自傳性的作品並從事翻譯。有了稿費收入，也就免除了一家人餓死的危險。除了賣文以外，他們是沒有任何固定的收入的。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xu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在那些困苦的日子裡，郭沫若和安娜就像兩條泉水乾涸之後掙扎在陸上的魚，彼此用口水沾溼對方，相濡以沫，共度難關

（八）別婦拋雛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以後，郭沫若決計回國參加神聖的抗日戰爭。國內政界要人張群、邵力子以及老友郁達夫等，或進言，或斡旋，或書信聯絡，最後經蔣介石同意，表示對郭沫若要“有所借重”。國內進步文化界在魯迅逝世之後，更是翹首以待，盼望郭沫若早日歸來，擔當起領導文化界團結抗日的重任。

祖國召喚著亡命海外的遊子共赴國難。神聖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迫切需要像郭沫若這樣久經考驗的文化戰士。

然而回國就意味著和相依為命的安娜再次分別。在中日全面交戰的時刻，這次分別更不比往常，還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夠重逢？

他遲疑著，不敢把要走的真情向安娜講明。錢瘦鐵和金祖同為安排他回國的事繼續忙碌著。與此同時，日本的警察和憲兵則進一步加強了對他的監視，唯恐郭沫若乘機潛渡回國。

時局在不斷地變化。郭沫若心想自己在日本警察和憲兵的嚴密監視下，恐怕一時是難以脫身的。日本警察當局甚至可能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再次把他投入獄中。他曾經嘗過日本式的鐵窗的滋味。日本軍國主義者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他們不僅會把他監禁起來，而且有可能將他秘密殺害；或者盜用他的名義發表擁護日本的宣告

為了以防不測，郭沫若預先寫好了一張遺囑交給金祖同，萬一他脫身不得而又遭到了意外的話，就讓金祖同在國內發表。

遺囑是這樣寫的：“臨到國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時候，不幸我已被帝國主義者拘留起來了。不過我決不怕死辱及國家，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唯有以鐵血來對付他。我們物質上的犧牲當然是很大，不過我們有的是人，我們可以重新建築起來的，精神上的勝利可說是絕對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國的同胞！”

他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關在書房裡寫這封遺囑的。當他飽含著熱淚寫下最後一句“努力吧，祖國的同胞”時，心裡分明同時在對自己說道：“努力吧，郭沫若！努力吧，郭開貞！”

遺囑寫好之後，郭沫若又鄭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蓋了一顆“沫若”的二字陰文底印。

7月14日。吃罷早飯，郵差給郭沫若送來了一張明信片。他急忙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著：

石沱先生：

青年會已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