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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眼看出了是便衣警察。這種便衣警察在日本又稱作“刑士”。著“便衣”而又服飾一律，這本身就像“此地無銀三百兩”一樣令人可笑。郭沫若鼻子裡“嗤嗤”冷笑了兩聲。

其中一個警察看見郭沫若睡在地鋪上，就粗暴地問道：“哦，生了病吧？”

另一個警察則做出一副辦公事的樣兒，板著面孔說：“我們是東京警視廳派來的，有事情要你到東京去談話。”

郭沫若知道事情不妙，又覺得應該到來的一個瞬刻畢竟是到來了。從上海來到日本，猶如從狼群掉進了虎口，他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於是便起了床，沒有多說話，只答應道：“我去。”

“不，你不能跟他們去！”安娜搶過來阻止道。她和便衣警察爭辯，抗議他們無理逮捕：“你們怎麼隨便抓人呀？他犯了什麼法？”

“哼哼！哼哼！”這一批警察是在市川的警察局打了招呼來的，有恃無恐，蠻橫至極。有幾個留下來搜查住宅，有兩三個人便把郭沫若強行押到東京警視廳：“走！——”

安娜頓時急紅了臉。攔又攔不住，她便要同郭沫若一起去警察局。“要走，我們一起走！”她說，回頭便叫和兒關照好弟弟妹妹。四個孩子見此情景，哇哇哭開了。安娜又禁不住，心如刀絞。

郭沫若勸止了妻子。他對安娜說：“即使有問題，也斷不會槍斃我的。安娜，你還是和孩子留在家裡的好。”安娜勉強忍住了眼淚，目怔怔地看著丈夫被蓄察強行帶走了，對親人的愛和對自己同胞的憎恨交織在她心裡，像著了一把火。

到了東京，郭沫若被引到日本橋區的蓄察局。一位紳土模樣的外事課長，詳細詢問了他的履歷和來日本的經過，還問到安娜的履歷，郭沫若都一一告訴了。外事課長最後又問道：“為什麼要用假名吳誠？這不是證明你有什麼秘密的使命，企圖瞞過日本的警察嗎？”

郭沫若微微一笑，坦然地回答道：“我要用假名是備上船時瞞過上海的警察，並不是對日本有所企圖。我住在市川，雖然沒有公開用我的本名，但都是經過了檢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快半年，我也沒有做過對於日本不利的絲毫的活動。”

“那你每天都做些什麼事呢？”

“我在打算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甲骨文”

雖然審問不出一點名堂來，但警察局仍不釋放郭沫若。他們把他關進了第三號監房，為了防止自殺，還解下了郭沫若腰間的皮帶。

郭沫若被警察帶走以後，安娜多方奔走營救。她先去市川的邊區找到了擊劍名人橫田兵左衛門。這位橫田兵左衛門是仙台藩的土族，交友很廣，東京的思想檢事的首席平田薰是橫田的同學。安娜和橫田一起路到東京請平田薰檢事幫忙斡旋。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檢事的指揮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沒有檢事的傳票，警察一般是不敢專擅的。經了檢事親自出馬奔走說項，警察局長當然是奉命唯謹。因此郭沫若在東京警察局被拘留三天後，終於釋放了出來。

已經是傍晚時分，他急急地往家走。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樣。郭沫若見到安娜由於連日奔波勞頓，豐腴的容顏一下子消瘦了好些兒，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他把妻子緊緊摟在了懷裡，這一對患難夫妻久久偎依著，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最小的女兒淑子照樣歡呼著跑來擁抱爸爸，稚氣地問道：“爹爹，你帶回土產來了嗎？”“土產？”“我沒有告訴她。”安娜笑著解釋道：“她以為爸爸是出外旅行了呢！”

郭沫若明白了，安娜就像基督耶穌，寧肯自己擔驚受怕，奔走辛勞，承受一切的苦難，也絕不讓孩子們純潔的心靈受到一點點的壓抑，蒙上一點點的陰影。

郭沫若這次被東京警視廳無理拘留，給安娜帶來了精神上的巨大壓力。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日本人本來就瞧不起中國人，郭沫若又是一個亡命之徒，左翼分子，那些鄰居們便都閃著戒備而又輕視的眼光。有的人甚至說安娜的壞話。

郭沫若的行動是受到雙重的監視的，一重是刑士，一重是憲兵。他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經在日本的報紙上登載過。郭沫若被視為“左派的要人”，搬到新居來沒幾天，刑士便像甩不掉的警犬獵狗一樣跟蹤而至。他們每隔一、兩天便要來打擾一次，還美其名“保護”。

郭沫若在北伐時期曾被授予過中將的軍銜。有一天，一位刑士問郭沫若：“閣下，你的部下還有多少人啊？”

郭沫若知道這位刑士是把他視同如中國的一般軍閥了：自己雖然亡命在外，國內卻還有殘留的部隊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