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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美化”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的不自由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人們當然不但不能談論自由，而且連想一下也是危險的。

在斯大林的“遺產”中，黨佔有特殊的位置，但黨不是我們今天概念上的黨，而是一個龐大的意識形態團體的同義語。斯大林到死都喜歡說：“我們布林什維克”，“沒有布林什維克攻不克的堡壘”，“布林什維克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幾代人都是在對斯大林及其思想的崇拜中成長起來的。在世界觀方面，一個居於中心位置的觀點大概就是被斯大林歪曲理解的階級觀點。顯然，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階級觀點絕對化，把一切社會現象都納入一個死板的公式之中，作為這個公式基礎的是如下一個定理，即：階級鬥爭是發展的主要動力。人道主義的觀念、全人類價值的觀念和道德的觀念本身被宣佈為異端的、資產階級的觀念，好像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對立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實質連一句也不能提。對黨員來說，階級意識就是對所有異己的和一切不符合自己意見的人和事採取強硬的不調和態度。階級觀點和對立面的鬥爭的絕對化，為強硬、暴力、不容忍作辯護。階級觀點把鬥爭提到首位，而妥協、共處、一致和合作則成了次要的東西。這在對外政治事務中導致了對抗，而在國內則為暴力、恐怖辯解。各階級之間實際存在的矛盾的絕對化成了政治思想戰的通用理論。

斯大林經常稱為“軍隊”的黨的團體逐漸變成了分支林立、無所不包的權力機構。斯大林留下來的黨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列寧的特點。順從而自動地保持一致，只能有一種意見、一個思想，使曾經是列寧的革命黨的黨員變成了一群執行者。斯大林的“創作”印記在這裡如同其他領域一樣清晰可見。因此，不能不承認，不僅斯大林和他周圍的人要為斯大林主義承擔責任，而且黨也要承擔責任。

最後，如果在分析斯大林的遺物時不考慮獨裁者為懲辦機關安排的角色和位置，我們就看不到斯大林“遺產”的全貌。經過斯大林的篩選，在這些機關佔據領導崗位的都是“領袖”無條件信任的一幫人。葉若夫、貝利亞、克魯格洛夫、阿巴庫莫夫、卡布洛夫、謝洛夫、德卡諾佐夫、梅爾庫洛夫、察娜娃以及其他為斯大林安全獻身的人，都對國家的任何公民即普通勞動者和著名活動家握有生殺予奪之權。請看下面的例項。

貝利亞周圍的一班令人恐懼不安的人馬中的一員干將——謝洛夫在給斯大林和貝利亞的秘密報告中（已經是戰後了）寫道：“我已經報告了關於駐德國的佔領軍叢集軍事委員會委員捷列金中將對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的不客觀態度。捷列金開始蒐集各種‘事實’來反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某些代表，並以歪曲了的面貌把它們彙報給朱可夫同志。例如他說，有５１列車戰利品傳送給內務人民委員部我們有大量事實說明，捷列金將軍在企圖損害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的名譽。我的結論是，捷列金將軍非常仇恨內務人民委員部”瞾矈矓矠斯大林自然是責成內務人民委員部“認真查清事實”。結局是不難預料的。捷列金很快被召回莫斯科，並被送進政工人員進修班，這時“機關”內部則對“案件”進行準備並把結果呈報給斯大林。經過斯大林同意，捷列金，一位在最困難而且常常是有決定意義的地段參加過全部戰爭的人，因進行“敵對活動”被捕了。軍事委員會的判決書說：因進行反蘇宣傳，根據１９３２年８月７日的法律並依照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５８條第１２款判處在勞改營剝奪自由２５年，並沒收其全部財產斯大林之死才給捷列金開啟了勞改營的大門。同懲辦機關代表發生極小的磨擦、向他們白一下眼和些許表示不恭，都被認為是嚴重的罪行。

每個人都是從歷史中汲取符合他的世界觀的東西。列寧研究法國大革命時，在大震盪中看到了中心思想——人民政權。它還不完善並且自相矛盾。然而列寧在人民政權中看到了歷史上從未消逝的希望。托洛茨基回顧法國革命時，對倒退運動的不可逆轉和存在殘忍撲滅人民自由火焰的可能性感到吃驚。對他來說，“熱月”一詞是舊事物復辟、反革命和叛變的標誌，是對革命者的一切美好希望進行欺騙的標誌。他常常在靠近“斯大林”一詞的地方使用“熱月”一詞並非偶然。而“各族人民領袖”則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說的那種斷送了法國革命的危險性上。這種危險性是具體的，即“人民公敵”的存在。這個對蘇聯歷史來說是令人痛苦的名詞，是從１８世紀傳到我們的悲慘的現實中來的。對斯大林來說，“人民公敵”是指一切直接或間接甚至是潛在地對獨裁構成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