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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早在１９０５年第三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報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專制制度（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而一切反動分子則捍衛沙皇的專制制度。因此，成功的變革不可能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⑨早在本世紀初，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很久，列寧就只允許“民主專政”形式的“人民的專制制度”。對斯大林來說，現在所有這些關於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體智慧的老話彷彿一下子變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難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難道他想為自己個人謀取些什麼？難道馬克思主義否定領袖的作用？惟一的領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會仲裁，這就逐步形成了類似政治專制的體制。

斯大林對黨的統一的特殊理解加劇了黨內的官僚主義傾向。眾所周知，２０年代黨在執行自己政策時遇到了某些黨員的非常積極的反對。這些人並非始終都是“敵人”。一些與透過的決議不同的特殊觀點、立場及“方針”、“行動綱領”常常是由於對形勢的別出心裁的評價、對運動前途的與眾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時則是由於一些人的性格特點造成的。但是，今天來分析一下“反對派”、“派別集團”鬥爭的全部特點，你就會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爭吵的主要問題之一是選擇具體發展民主的道路、“領袖和政黨”的關係、群眾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有時似乎被其他動機和詞句掩蓋起來了。在很多情況下，“反對派分子”只是不贊成專權、不贊成把觀點一致作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總是力求觀點一致。我們辯證論者雖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運動的，可還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見當成敵對的表現。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見中反映出尋找最佳選擇的願望嗎？難道盲目的意見一致不會產生教條主義者、無個性的和冷漠的人嗎？

當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識地給自己提出一些沒有載入黨的綱領性方針中的目標，他們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會問題上另有所鍾。在經濟破壞、外部帝國主義威脅、各種反對派集團不斷強大的情況下，按照列寧的提議，在１９２１年３月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透過了一項著名決議。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作完報告之後，代表大會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別組織。決議中明確指出，在這個時候特別需要保持黨的隊伍的統一和團結，保證黨員相互之間的完全信任，保證在工作中真正齊心協力，真正體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的統一紒紛矠這個方針在黨的團結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這個方針不是反對不同意見和不同意見之間的鬥爭，而是反對那些其政治綱領同黨的綱領和章程的目標背道而馳的派別組織。

斯大林常常利用這個決議來“打擊”“反對派”和“不同傾向”。在他的嘴裡“反對派”、“反對派分子”這些詞逐漸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敵對分子”、“敵人”這些概念等同了起來。後來，黨的某些領導人同黨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說同領袖立場的分歧，都被“領袖”認定是“反黨鬥爭”、“敵對活動”。斯大林主張統一，但不是辯證地而是教條式地去理解統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見之間的健康鬥爭，共產黨員不能自由發表自己的觀點，不能批評上級黨的機關。黨內出現了“不動腦筋的一言堂現象”。在為黨的“團結一致”而奮鬥的旗幟下，斯大林漸漸地、逐步地、但是堅定不移地在黨內生活中拋棄了民主原則。斯大林認為，統一就是執行、無條件服從指示、決心擁護上級機關的任何決定，就進一步鞏固了黨內的教條式思維，根除了群眾的主動創造精神。對上邊下達的旨意稍有違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譴責。１９３８年馬林科夫在中央委員會一月全會上發言時引用了一個例子：當時卡爾梅金的薩雷欽黨組織將共產黨員庫謝夫開除出黨。在政治常識課上給庫謝夫提了一個問題：

“我們能否在一個國家裡建成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裡可以建成，我們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庫謝夫回答。

“那我們能否在一國建成共產主義呢？”

“我們能在一國建成共產主義。”

“而完全的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