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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我們能夠建成。”

“我們能夠建成徹底的共產主義嗎？”

“徹底的共產主義，”庫謝夫思索了一下，“沒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過，我要看看《列寧主義問題》，看看斯大林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是怎麼寫的。”紒紜矠

就這樣，由於最後一個回答，由於自己的疑問，庫謝夫被開除出黨並撤銷職務。但是，馬林科夫在這裡看到的不是教條主義的表現，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觀點一致這種個人崇拜現象，而是暗藏在“每個企業、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的“敵人的陰謀詭計”。庫謝夫在觀點一致中犯了一點“偏離”的錯誤，而“敵人”立即利用這一點，把他開除出黨。這就是馬林科夫的邏輯。

第二部第五章　“統治人物”（2）

這樣的解釋歪曲了對統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統一集體意志的同時也允許自由闡述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第十次代表大會在關於統一的決議中規定：“黨將繼續不斷地採取一切手段並試驗各種新的辦法，來反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發揚自主精神”紒紝矠任何一個共產黨員如果試圖發表新的建議和倡議，或者對黨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見，就會遭到侮辱，或者乾脆被劃入“敵人”之列。對於共產黨員，越來越要求他們只是“擁護”和“贊成”，而他們實際參與討論黨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的機會則越來越少。所有這些不知不覺地使“領袖”更加高高地凌駕於黨之上，使他變成了“統治人物”。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根據斯大林的提議取消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對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監督權的機構。新建的黨的監察委員會的職能轉變為對黨組織執行中央機關的決議的情況、首先是執行“統治人物”指示的情況實行監督。

逐漸地，斯大林的決定開始被所有的人當作黨的決定加以接受。３０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或通令下達。黨的“領袖”的權力實際上已變得毫無限制。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戰爭前夕和戰爭期間，當領導人辦公室中實行“晝夜值班”制度時，斯大林經常讓政治局一些委員和候補委員到孔策沃他的別墅去“吃飯”。最經常到他別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貝利亞、日丹諾夫。間或也邀請安德列耶夫、加里寧、米高揚、什維爾尼克、沃茲涅先斯基來參加晚宴。在進餐時決定國家、黨和軍事政策的各種問題。斯大林經常對“談話”進行總結，而馬林科夫，有時是日丹諾夫就把這些“會議”作為政治局會議記錄下來。沒有出現爭論和辯論。斯大林的戰友常常竭力去猜測“領袖”的意見或者及時隨聲附和。同斯大林從來也沒有原則性分歧。甚至連“君主”本人有時也對此感到厭煩了。例如，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前夕，有一次吃飯時，話題談到準備好的斯大林的報告時，所有人一齊對報告大肆頌揚起來。斯大林聽著、聽著，突然生硬地說道：

“我給你們的報告稿是我已經淘汰了的，你們還在唱讚歌我準備講的稿子全都改寫過了！”

所有人都打住話頭，難堪地沉默起來。但是貝利亞卻很快想出來了擺脫困境的辦法：

“但是就在這一稿中已經顯示了您的手筆。如果您把這一稿再加以改寫，可以想象得出，報告將是多麼精彩！”

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之後選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加里寧、基洛夫、柯秀爾、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奧爾忠尼啟則、斯大林。尚能定期開會，但並不總是全體出席。決定問題常常是在小範圍內：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後來還加上日丹諾夫或貝利亞。斯大林在政治局內部逐漸建立了各種委員會，被稱作所謂“五人委員會”、“六人委員會”、“七人委員會”、“九人委員會”正如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像撲克牌中用數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專門決議固定下來的。當然，生活是複雜的，問題很多，列寧還在世時，就在中央委員會中經常建立各種委員會。但是，無論委員會的工作有多麼重要，所有原則性決定都應該由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透過。如果把黨的管理職能歸結為“五人委員會”的意見，而且在這個委員會中自然也只是“一種意見”——“統治人物”的意見，那麼集體領導制就失去了意義。斯大林喜歡先聽戰友們的意見，自己最後講幾句，而這最後幾句話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決定性的。

在審閱的諸多檔案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贊同”、“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