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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員會書記　斯大林③

也是在這種小範圍內討論列寧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時，決定採取一些措施來改善對黨的領導人的醫療服務。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１日的中央全會上，伏羅希洛夫報告了“關於保護黨的領導人的健康”問題。全會經過討論後作出決定：

“請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討論保護黨的領導人的健康的必要措施，並就必須挑選專門同志負責監督黨的領導人的健康狀況和工作條件作出決定。”④

我想，如果列寧在世，就會以另一種更廣泛的方式，以關心全體人民健康其中包括領導人健康的方式來提出問題。一切都是從這種“小事”開始的。過去信奉平均主義原則的“黨的領導人”的這種上流人物的思維方式，導致產生各種特權現象：各種補貼（“紅包”）、領導人坐的專列、南方別墅、眾多的“服務員”。一切都漸漸開始了

對於如何“實行社會主義”經常進行爭論。列寧勾勒的向遙遠的未來前進的虛線，好像一條拋射線，消失在某處煙霧中。前進的向量、方向很清楚。但是怎樣走，建設新社會的速度、方法、方式應是什麼樣，這一切都模糊不清。送走客人後，斯大林在黃昏的暮色中久久地徘徊，思考著明天。在他的腦子裡，不僅對未來的責任和擔心逐漸成熟，同時虛榮心和功名心也日益加強。也許這個鬥爭的不確定的時期就是他的“洛迪”？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1）

力量和智慧和諧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遺憾，這種現象極少，未來往往屬於強者，而不一定屬於智者。通常總有一種因素在某段歷史道路上佔據上風。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種現象，它總是與其他現象同時並存。在這種歷史的選擇關頭，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種各樣。斯大林不瞭解也沒讀過古代思想家們的著作。蘇格拉底好像表述過這樣一個思想：“哲學家應該成為統治者，統治者應該成為哲學家。”這個思想不僅僅對他那個時代來說是現實的。力量永遠需要智慧。斯大林有力量，但沒有智慧（雖然我們長期以來把他的計謀、手腕、詭詐誤認為是智慧）。這在他選擇實現偉大思想的手段和道路時起了悲劇性作用。

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群眾力量獲得瞭解放。如何引導它去實現目的、理想，達到連列寧都感到很近的頂峰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黨的刊物上充滿了老的和新的理論家的文章，他們提出各種建議，說明應如何繼續前進。當時一切都是新的。常常令人感到：只要有個正確的口號，事業就會前進。

我要提一件事：１９２４年底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寫成了那篇《十月的教訓》。他在該文中再次企圖貶低其他革命領袖的作用，以便“從理論上”論證他追求領袖地位的奢望。正像《布林什維克》雜誌（１９２４年第１４期）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訓》中從“年鑑編纂者”的立場轉到了有偏見的檢查官的立場。他證明說，在革命過程中，“中央委員會在它贊同托洛茨基的意見時往往是正確的，而列寧在他不贊同托洛茨基的意見時往往是錯誤的”托洛茨基寫道，在革命中常常會出現一股“洪流”，如果放走它，那將不會再有洪流或革命。他說，他托洛茨基善於抓住“洪峰”革命“實現了”，因為不管大部分“老布林什維克”是否願意，領導了革命的是列寧和托洛茨基。這就是前孟什維克對歷史的解釋。

托洛茨基再次提出，俄國革命的命運主要取決於“歐洲各國將要如何連續不斷地發生革命”⑤他在自己的《不斷革命》一書中說得更肯定：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一國範圍內完成，“在一國範圍內維持無產階級革命只能是一種暫時狀態——儘管像蘇聯的經驗所表明的是一種長時期的暫時狀態”。⑥對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從實質上說，托洛茨基的回答是：“等待世界革命”，推動世界革命。托洛茨基相信，“十月革命”將會接二連三地在世界各國發生，紅軍應該幫助其他國家完成這一偉大變革。這是明顯的“左傾”觀點，但是，這當然不是“犯罪”，就像後來所認定的那樣。撇開別的不說，托洛茨基富有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斯大林卻總是與此格格不入。

關於“不斷革命”論問題，托洛茨基寫道：“不言而喻，俄國不可能單獨達到社會主義。但是，它開創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紀元，會推動歐洲的社會主義發展，並因此藉助先進國家的幫助達到社會主義。”這就是托洛茨基１９１７年前的看法。革命後他部分地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托洛茨基在想象中同斯大林辯論時，用這樣的對話形式表達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