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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斯大林：那麼，你否認我們的革命能夠導致社會主義？

托洛茨基：我仍舊認為，我們的革命如果具有國際性那就能夠而且必定導致社會主義。

接著他解釋這些理論分歧的原因：“我們理論上的矛盾的秘密在於，您長期落後於歷史程序，而現在企圖超越它。順便說一下，這也是您在經濟上的錯誤的秘密。”

托洛茨基認為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同“不斷革命”論是不相容的。支援托洛茨基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寫道，只有靠犧牲農民經濟成分的超級工業化才能為國家創造工業基礎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

斯大林對經濟學的瞭解十分膚淺，但是他看到了國家正處於非常艱難的狀況。持續了近１０年的黨內爭論時期不僅是為確定民主社會的水平和性質而鬥爭、而且是為尋求發展經濟的途徑而鬥爭的時期。如果斯大林具有敏銳的經濟眼光，他就會從列寧最後幾篇文章中看到社會主義概念的輪廓，這就是必須實行國家工業化和自願合作化，大力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完善社會關係，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中的民主因素。列寧曾預言：新經濟政策把許多這樣的問題，如城鄉結合、經濟槓桿的“解放”、自由貿易、生意人素有的進取心等等結合在一起；“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⑦這些話，斯大林從來沒有真正弄懂過。

最初幾年，斯大林對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斯特盧米林、列昂季耶夫、布魯德內等人的經濟觀點很感興趣，但是他很難領會經濟術語、經濟規律、經濟趨勢的錯綜複雜的實質。這個從未參加過生產、沒有聞過春天耕地的氣息、連基本的經濟政治常識也不具備的人，最後贊同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觀點。這種商品不足至今還伴隨著我們。誠然，斯大林是想在經濟學方面弄懂一點東西的。例如，在他的圖書館裡藏有奧·葉爾曼斯基的《科學組織勞動與泰羅制》一書。大家知道，列寧曾稱讚作者敘述了“泰羅制，而且特別重要的是，即敘述了泰羅制的肯定的一面，也敘述了泰羅制的否定的一面”⑧斯大林也許就是因此而讀這本書的吧？

然而，根據他的著作、便條、意見，而主要的是根據他的實際行動，可以確信，斯大林的經濟信條極為簡單：國家應當強大，不，不是一般的強大，而是要非常強大。首先是竭盡一切可能實現工業化。其次是最大限度地使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實現這一切的途徑、方法、手段是最廣泛地依靠無產階級專政。而斯大林只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暴力”的一面。有一次他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提出這樣一個公式：“我們面臨的任務愈重，困難也愈多。”《布林什維克》雜誌（１９２６年第９—１０期）對這一思想的表述是：“我們給自己提出了愈來愈重大的任務，解決這些任務會保證我們愈來愈順利地走向社會主義，但是，隨著任務的擴大，困難也將不斷增多。”這一切同後來的“階級鬥爭隨著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速度的加快而激化”這一預示著不幸和災難的公式何其相似！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設想還非常模糊，但是方法他無疑已經有了，這就是暴力、命令、指令、指示。難道這與無產階級專政相悖嗎？

斯大林在閱讀黨的一些著名活動家的大量發言時感到，對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所以有大量看法，不僅是由於其作者的思想立場和理論觀點各不相同，而且由於現實情況比布林什維克原先估計的要複雜得多。布哈林在《布林什維克》雜誌上正確地寫道：“從前我們是這樣設想我們的事業的，我們先奪取政權，把一切東西幾乎都掌握在我們手中，然後就立即實行計劃經濟；至於某些小小的障礙，我們懲辦一部分，克服一部分，事情也就完了。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事情將遠非如此。”⑨

的確，事情的發展“遠非如此”斯大林在瀏覽文章、閱讀報告和情況資料時感到，在這個不確定的時期最危險的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甚至一想起這個名字，心裡就充滿厭惡情緒，這種情緒逐漸變為憤恨。幾天前有人告訴斯大林：托洛茨基在對自己的追隨者發表講話時說，“黨內某些新的達官顯貴”不能原諒他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的”歷史作用。當然，托洛茨基說的“達官顯貴”指的就是斯大林。總書記還聽到托洛茨基及其擁護者針對自己的其他一些更令人不快的形容語。

雖然斯大林表面上仍然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保持著良好關係，但他感到，他的直爽和逐漸加強的影響不合這兩位“二重唱者”的心意。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以後，他尤為清楚地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