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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主要對手們已經明白，這個“傑出的庸才”是個非凡的政治家：嚴厲、狡猾、詭詐、堅定。不久，他的所有反對者都將明白這一點，而幾年之後，與他共事的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會全都明白。

讀者可能會得出一種印象，作者對選擇過程中的個人鬥爭描述得太多了。很遺憾，一切本來就是這樣。有時候你會發覺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歷史選擇的主要問題往往被“領袖們”的野心排擠到次要地位。

列寧逝世後展開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和方法問題的鬥爭，由於個人競爭和爭奪領袖地位的鬥爭而變得非常複雜化。捲入這場鬥爭的首先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當然，鬥爭的背後是一些具體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如對農民的態度、工業化的途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有時候，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分歧是次要的，這些分歧很容易找到“共同點”。但是，一些人特別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個人野心、個人競爭、好鬥的不妥協性，使這一斗爭帶上了悲劇性質。結果，凡是與斯大林的觀點不同的思想、觀點、立場，都被看作是“敵對階級的”、“投降主義的”、“修正主義的”、“背叛的”等等。

斯大林一貫“捍衛”列寧，但這決不意味著他一貫正確。那些反對斯大林的反對派也“捍衛”列寧，——全部問題在於如何解釋列寧的思想、列寧的方針。我國曆史學界長期以來盛行一種看法，說斯大林“沒有背離”列寧的觀點，至少在２０年代沒有背離。情況並非如此。僅僅提一下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在新經濟政策和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問題上的錯誤方針，在黨和國家內推行官僚主義管理作風等等就足以說明問題了。早在２０年代，斯大林就在許多問題上背離了列寧主義。如果不十分明確地指出這一點，就會以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列寧的社會主義概念。情況當然遠非如此，而在許多場合絕非如此。

如果有人認為只是反對派錯了，而黨和斯大林始終是對的，我想這也是不正確的。斯大林的許多錯誤決定，很遺憾，都是以黨的檔案的形式作出的。如果黨真的沒有錯誤並始終作出正確決定，那就不會發生個人迷信、血腥鎮壓、領導中的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就不會出現多年的停滯，今天我們也就不會宣佈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會主義和更充分的民主！”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其決定和實際步驟都不可能一貫絕對正確無誤。生活是在矛盾、衝突和克服過程中前進的。現實生活總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歡的公式豐富多彩。因此，建設新社會的道路和方法的選擇，在這條道路上的成就和錯誤，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聯在一起。至於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化身和這種模式的主要捍衛者，那是另一回事。

還有一種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選定某種確定的建設新社會的概念的。他並不總是明白，或許也不贊同列寧的觀點，特別是列寧在他最後幾封信和文章中陳述的觀點。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戰時共產主義”，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時間內容忍“新經濟政策”，因為他明白，沒有緊密的、非偶然性的工農聯盟，蘇聯的許多問題就不可能解決。逐漸滑向愷撒主義和獨裁、專制，不讓人民管理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的選擇的標誌。斯大林不是理論家，他的結論多是依靠引證加上意志衝動作出的。從內心說，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實質上，他在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於接近其他任何一個布林什維克領袖。而這種帶有個人的不可調和色彩的內在相似，使兩個極端自負的人不斷“疏遠”，關係緊張。

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傑作，冷笑道：“這兩人也配寫列寧主義！”他要寫文章論述列寧主義，而且要寫得使大家都感到，斯大林與其暫時的同路人對列寧主義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暫時需要打擊托洛茨基。斯大林對他計劃於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全會上的演說作了精心準備。在加米涅夫的報告之後，他作了題為《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演說。

總書記的整個演說都是為了無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確，順便保護了（暫時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把這兩位活動家的十月事件說成是偶然的：“意見分歧所以只延續了幾天，是因為而且僅僅是因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是列寧主義者，是布林什維克。”他這是昧著良心說的，因為他既不認為他們是列寧主義者，也不認為他們是布林什維克。只不過他暫時需要他們來對付託洛茨基和鞏固自己的地位罷了。斯大林向全體與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