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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連串問題：

托洛茨基為什麼要發表那些反黨的新著作呢？現在，當黨不願意進行爭論的時候，當黨正為一大堆緊急任務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當黨需要團結一致地進行恢復經濟的工作，而不是要對老問題進行新鬥爭的時候，這些著作的用意、任務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為什麼要把黨拉回去進行新的爭論呢？

斯大林講完這一大段話後，兩眼環視了一下會場，用低沉平穩的聲音斬釘截鐵地答道：

根據一切材料來看，這個“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還有一個（還有一個！）企圖，想準備條件用托洛茨基主義頂替列寧主義。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壞黨的威信，破壞舉行起義的黨的幹部的威信，是為了從破壞黨的威信轉到破壞列寧主義的威信。紒紟矠

這裡倒是有幾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給列寧和列寧主義冠以許多並不需要的評價很高的形容詞，另一方面卻一步一步地、反覆多次地對列寧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論斷提出懷疑。托洛茨基認為，沒有其他國家的支援，俄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只能靠犧牲農民的利益；新經濟政策是投降的開始；合作社計劃為時過早；十月革命不過是二月革命的繼續；居民不經過“勞動軍”的教育，就不會明白“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等等。鑑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始”迎合托洛茨基，並組成旨在“包圍”斯大林的所謂“新反對派”，斯大林起先反對托洛茨基、後來也反對其“新的”盟友的演說在這段時期可以被認為是“捍衛列寧主義”的。斯大林暫時還是用合法的方法進行鬥爭的，但他常常是“捍衛”引文，對它們並沒有創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論中建設性的新東西很少，何況托洛茨基也並非全是錯的，特別是在談起官僚主義危險時。斯大林在這一時期的全部講話滿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結束自己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全會上的演說時毫不含糊地說：“有人談到懲罰反對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們，這是胡說。我們黨是堅強有力的。它不容許任何分裂。至於懲罰，我是堅決反對的。”紒紡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3）

斯大林暫時“饒恕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沒有批判他們，甚至還保護他們不受託洛茨基的攻擊。然而“新反對派”的創始人不接受總書記的橄欖枝。１９２５年初，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加米涅夫在其同夥的支援下宣告說，蘇聯在技術和經濟上的落後，加上資本主義的包圍，正在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實質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主要問題上已同托洛茨基結成聯盟，而在幾個月前，他們還因為同一個論點，對托洛茨基進行了毀滅性的批判。必須對“新反對派”反對俄共（布）的政策的行為給予回擊，就社會主義建設領域的進一步行動制定出對全黨的指示。在這方面，１９２５年４月底舉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佔有重要地位。斯大林在會上既沒有作報告，也沒有在辯論時發言。會議的中心問題有：關於合作社（報告人李可夫）、關於冶金工業（捷爾任斯基）、關於農業稅（瞿魯巴）、關於黨的建設（莫洛托夫）、關於革命法制（索爾茨）、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召開而產生的任務（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按照慣例（或是由於習慣？）主持了會議，就像他通常主持人民委員會會議、政治局會議一樣。但這是最後一次。此後他同季諾維也夫再沒有擔任過這種會議的主席看來，代表會議決定的主要東西，就是與季諾維也夫的提綱初稿相反，提出了甚至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速度延緩條件下社會主義在蘇聯也可能取得勝利的論點。然而，代表會議得出結論說，只有具備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國際保障，社會主義才能取得徹底勝利。

對革命法制問題的討論十分重要。報告人是曾經同斯大林一起在圖魯漢斯克流放的索爾茨，他指出，革命勝利之後，我們“迫切感到改善我國經濟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現在，索爾茨明確地說：“所有黨員、所有實現蘇維埃政權的人都應當明白，我們的各種法律也在確立和鞏固我們想實現和鞏固的建設事業，破壞我們的法律就是破壞這一建設事業。”紒紣矠只是很遺憾，這些寫進了代表會議決議的正確思想大約１０年之後將被忘得一乾二淨。

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以後不幾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作了一次報告。總書記在他的報告中分出專門一節，題為《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舉了托洛茨基的許多著作，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