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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在開政治局的會或者別的什麼會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裡碰頭，看來是協調他們的立場。於是，我們在秘書處私下裡就把在斯大林那裡的“三人碰頭”會稱作“鐵箍”。在２０年代，斯大林身邊總是有兩三個助手。在不同的年代，他們分別是納扎列江、坎涅爾、德溫斯基、梅赫利斯、巴扎諾夫他們全都知道斯大林對托洛茨基完全持否定態度，所以在機關裡也按相應的態度行事

斯大林沒有費多大力氣就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邊，因為這兩人都拼命想向上爬。他們，特別是季諾維也夫，擔心的主要是托洛茨基，其次才是斯大林。因此，當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員們、對黨的領導尖銳地提出批評的時候，斯大林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點，何況他反對自己的政敵的無理要求從客觀上說基本上是正確的。

一批布林什維克支援托洛茨基，他們簽發了所謂的“四十六人宣告”。這批人當中甚至有一些黨內著名的人物，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皮達可夫、柯秀爾、奧新斯基、薩普龍諾夫、拉法伊爾等。托洛茨基指責中央的主要論點是：“黨沒有繼續前進的計劃。”他重申了他所謂“工業實行硬性集中”（關閉一批大廠）、“收緊對農民的政策”的主張，再次堅持實行“勞動軍事化”的政策。這個問題值得詳細談談。

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在發言時就宣稱：“工人群眾不能成為到處流浪的俄羅斯部族。他們應該同士兵一樣，可以調遣，可以委派，可以指揮。這也就是勞動軍事化的原則，沒有這一條，我們就不可能認真地談論在經濟遭到破壞和饑荒流行的條件下按新的原則建設任何工業。”紗紝矠過了三年，托洛茨基仍然認為，在工業和農業中採用軍事方法的主張基本上沒有失去自己的意義。作為“兵營共產主義”的鼓吹者，托洛茨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喜歡談論黨內缺乏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堅持主張在過渡時期普遍採用軍事化的方法。１９２３年秋天托洛茨基在列寧病重的條件下用某種方式挑起的關於經濟問題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敗壞了中央在經濟問題上的政策的聲譽，首先是敗壞了擔任總書記職務的斯大林的聲譽。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托洛茨基的威信下降了，而斯大林的聲望卻提高了。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體會議譴責了托洛茨基。參加會議的１１４人中只有兩個人投票支援托洛茨基。實際上，早在爭奪領袖地位的鬥爭在黨內開始以前，托洛茨基就已陷於孤立。托洛茨基的失敗是徹底的失敗。於是，他企圖依靠軍隊，在那裡他還頗有威望。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擁護者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的幫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裝力量來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線。但是，除了少數人以外，陸軍和海軍中的共產黨員並不支援托洛茨基。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１９２４年１月）為這次爭論作了總結，會議不僅譴責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經濟政策方面透過了一系列重要決定。後來，托洛茨基承認，他對中央發起進攻，幾次挑起爭論，都抱有個人的目的——想當俄共（布）領袖。但是，一眼就可看出，托洛茨基每次都是在對他極端不利的時刻發起爭論的，實際上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必然遭到失敗。托洛茨基一方面過高估計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影響，另一方面對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來進行政治鬥爭的本領顯然估計不足。

有象徵意義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點燃了黨內鬥爭的內訌之火的時候，列寧最後一次訪問了莫斯科。他好像感覺到了，他對黨的領導會分裂的擔心可能變成現實。他違反醫生們的意願，於１０月１８日乘汽車來到首都。列寧望著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那座建築物，心裡也許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發難，就是黨內爭奪領袖地位這一斗爭的新階段。為什麼這些人的個人野心會這樣強烈？是什麼東西培植了他們的權力慾？難道他們就不明白，只有消除專權的動機，革命才能取得勝利？第二天，列寧以關注的目光從汽車裡最後一次環顧了克里姆林宮的廣場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農業展覽館。回到克里姆林宮後，列寧從圖書館挑了一些圖書，然後就回哥爾克去了。沒有同戰友們見面。他對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所作的這次不聲不響的、半秘密的訪問，彷彿是領袖向首都告別，向把領袖同這個不平靜的、紛亂的世界聯絡起來的一切告別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2）

人們完全有權利問，托洛茨基這個在列寧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