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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的中派分子。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1）

有一個問題沒有弄得很清楚：列寧是為哪一次代表大會準備自己的“遺囑”的？我們記得，“遺囑”一開始就寫道：“我很想建議在這次（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代表大會上作一系列的變動。”可以認為是為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但是信中哪裡也沒有直接點明。同時，在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列寧的健康狀況十分嚴重，以致他未必能堅持要求把《信》傳達給代表。出現了列寧指示中沒有預見到的情況。但是，也有證據說明，他囑咐只有在他逝世以後才拆開信封。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這封《信》是寫給“十二大”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既然在黨的“十二大”上關於總書記的問題沒有提出來，在列寧３月發病，從而實際上失去了與人積極交往的可能性以後，這個問題就更加緊迫地提到了中央委員會面前。

１９２３年３月以後，斯大林在繼續擔任總書記職務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鞏固自己地位的措施。他的威望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因為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和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並就兩個報告作了總結髮言。也許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受大會代表的注意。斯大林給中央委員會的兩個報告加進了不少個人的東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他總是喜歡把一切都“一格一格地”分開，把思想按一定順序加以排列。這種做法通常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說，加強了思想的鮮明性、清晰性、明確性。例如，正是由於他，關於“引帶”把黨同人民聯接起來的思想得以流行開來。他把工會稱為“第一根即主要的一根引帶”，按他的說法，在工會中現在“我們沒有強大的敵人”。第二根“引帶”是合作社——消費合作社與農業合作社。但是，斯大林承認，在這裡“我們至今還不能使初級合作社擺脫敵視我們的力量的影響”，這種力量是指富農。按照報告人的意見，第三根“引帶”是青年團。在這個領域裡，敵人的進攻特別頑強。接著，他按龕設神似地列舉了其他“引帶”——婦女運動、學校、軍隊、報刊同時，他還盡力用自己想出來的一些形象說法來形容它們，如說報刊是“黨的喉舌”，軍隊是“工人和農民的集合點”，如此等等紗紜矠。值得注意的是，總書記在他的報告中對這些“引帶”的工作內容本身談得很少，但卻大談特談有哪些敵對力量“在這裡同我們作對”。毫無疑問，階級鬥爭還在繼續，但是現在更多的已經是採取隱蔽的、不明顯的形式，但是斯大林卻仍然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同明顯的和想象的敵人鬥爭、拼搏、對抗上面

還在幾年以前，在十月革命中那些暴風雨般的日子裡，在國內戰爭的歲月中，他根本不可能設想，竟然出現使他能真正覬覦黨和國家的最高職位的機會。命運是乖戾的。一個沒有受過教育、沒有職業、沒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噴發般的毅力的人，出乎一切人的預料，竟登上了權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這段經歷也向潛在的對手們表明，掌握了機構的妙用，再加倍進行精心策劃，就能大有作為。特別是如果積極地“保衛”列寧主義的話。當然，是像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樣。

我們順便指出，斯大林現在的對手經常攻擊他隱瞞實際情況。在２０年代末以前還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列寧的公開性傳統並不是一下子消失掉的，只要掌握當年那些人人可以看到的黨的檔案和報紙，就可以確信這一點。例如，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斯大林痛心地談到１９２２年的饑荒及其後果，“非常可怕的工業蕭條”、工人階級的渙散和其他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實事求是。斯大林當時對這一切並不隱瞞。在列寧３月發病以後，斯大林開始表現出更高的積極性，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商量的次數越來越少，同布哈林商量更少，而同托洛茨基商量就極少。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在黨內開始緩慢地但是穩步地提高，這首先表現在總書記在政治局內的影響的加強。他的辦法就是逐漸孤立托洛茨基，而這一點，如果沒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援，就不可能做到。

一個老布林什維克、斯大林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阿·巴·巴拉紹夫對我講：

有一次在政治局，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間爆發了一場爭吵。大家都支援季諾維也夫挖苦托洛茨基的話：“難道您沒有看出來您掉進了‘鐵箍’？您的戲法吃不開，您是少數，是個單數。”托洛茨基火冒三丈，但是布哈林竭力緩和氣氛。

巴拉紹夫繼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