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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只要他個人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更換總書記的建議，並且像往常一樣把道理講透，就能解決問題。列寧認為斯大林擔任總書記職務不合適，但是托洛茨基作為候選人看來同樣不合適。兩個“傑出的領袖”都不應該登上巨大的俄國艦船的指揮橋樓。

在列寧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關係是複雜的。斯大林起初甚至從內心讚賞這位“政論家”，但是後來很快就認識到，托洛茨基的“形式”還不能反映他的領袖至上主義內容的最深處的東西。斯大林可能比別人（當然，不算列寧）更早地感覺到、認識到，托洛茨基居然想當領袖的繼承人。斯大林內心對托洛茨基所抱的惡感逐漸增強，後來發展成為一種精心掩蓋起來的仇恨。私下裡，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敵人稱為“冒險主義者”、“騙子手”——這裡他把列寧談到原來的孟什維克托洛茨基時所用的“進行詐騙”這個說法變了一下。斯大林的記憶力很強，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錯誤、搖擺、跳槽、冒險串起來，成為他後來的論據，供他揭發、批判、譴責他沒有忘記托洛茨基在佈列斯特和約時期的左的“革命”詞句；他記得托洛茨基由於幾個軍事專家的叛變怎樣下令槍斃東方戰線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於列寧的干預才防止了這場悲劇）；他記得托洛茨基關於派一個騎兵軍到印度去發動革命的荒謬建議；他記得托洛茨基的“布穀鳥”決心用鳴叫聲宣告蘇維埃政權的覆滅

托洛茨基在國內戰爭中作為陸海軍人民委員，坐著專列，由一列或兩列裝甲火車滿載“無產階級領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輕人護送，去巡視各條戰線，那派頭直到現在還使斯大林感到憤慨。總書記，而且不僅是他，還不喜歡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後不久就在身邊弄了一大幫助手和秘書。格拉茲緬、布托夫、謝爾穆克斯、波茲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實僕從”幫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獻資料，處理來往信件，為數不清的文章和講話準備提綱和材料，還常常給他提供創作動機。在這方面，托洛茨基讓我們預先看到了２０世紀末一些政治活動家身邊的秀才班子的作用——這些政治活動家如果沒有這個班子，常常簡直就寸步難行。

總書記堅定地認為，在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在轉向和平軌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慮俄國的許多問題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隻想著自己如何向上爬、謀取私利和追逐權勢，而不考慮當時社會政治情況的全部複雜性。不久，他們的關係就成了一種非常不友好的關係。順便指出，托洛茨基不僅同斯大林的關係不好。由於他總是讓人感到自己比別人“強”，實際上他在領導層就從來沒有親近的擁護者。甚至後來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暫的聯盟也是在毫無原則的反斯大林的基礎上“拼湊而成”的。但是應當直率地說，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這個“傑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６年被開除出政治局以後公開地這樣說斯大林。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３月發病以後，斯大林在內心就認為自己完全有義務不容許托洛茨基進入黨的領導機關。由於托洛茨基在他的擁護者所挑起的爭論中遭到了失敗，不管代表大會會就列寧的《信》作出什麼樣的決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顯地減少了。斯大林確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黨的領導權，革命成果就會受到致命的威脅，後來他在小範圍內不止一次地講過這一點（也許是為自己辯解）。

托洛茨基不僅對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機敏的才智估計不足，而且又以自己無休止的攻擊、爭論、論戰文章無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為斯大林在這種條件下已經成了列寧遺產的捍衛者和黨的統一的維護者。托洛茨基越是頻繁地“衝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厲害。這裡問題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於當時形成了一種輿論，認為托洛茨基在攻擊黨的路線。實質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幫助斯大林鞏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黨員們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沒有向右或向左“搖擺過”，而是表現了“靈活性”（有時使用了巧妙的計謀），在同托洛茨基的鬥爭中依靠了自己後來的對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

１９２４年１月對於全世界勞動人民、全體蘇維埃人來說，將永遠是哀痛之極而令人心碎的月份。１月１９日，加里寧還向政治局報告說，負責治療和照料列寧健康的醫生們表現了一定的樂觀情緒，認為列寧有可能逐漸恢復政治活動。他能走動了，能聽人念材料了，顯露了一線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滅了

在一個處於半破壞狀態的國家，誰需要一個爭論不休的領導呢？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召開的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