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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車地把受戰火灼燒的人載進來，收容了二十二萬難民。這二十二萬南斯拉夫難

民，還是德國人總難民人口的滄海一粟。

英國人和法國人當然暗地在感謝老天爺，他們國家沒有一條几乎來者不拒的寬

大難民法，有燙傷力的番薯不會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燙傷的手還有餘力來指責他人

不曾把事情處理好。報導德國的排外問題，不能不看這個問題在大地圖上的比例。

置比例於不顧，　有時候會導致相當荒謬的詮釋。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舉行的

“反種族主義”、“反右派極端主義”的大遊行。三十多萬老百姓湧上街頭，向世

界表白他們反暴力、反種族歧視的立場，在同時，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萬的

人，用腳步作一種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個極左分子藏身在群眾中，欠身向前，向

德國總理丟雞蛋、罵陣；他們計算好了，這一切都在鎂光燈的焦點處進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體都凝聚在雞蛋的混戰上；全世界的人就

看見了三百人的肢體暴力，看不見三十萬人的和平宣言。這三百人成功地顛覆了這

三十萬人的意向，透過媒體的“合作”。

在看見雞蛋番茄橫飛、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時，有多少觀者還冷靜地考慮那三

百和三十萬的比例？前一兩年，當臺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頭髮的

時候，媒體的鏡頭和筆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隨著肢體暴力走。海島外面的人譏笑“你

們臺灣人懂什麼民主”時，臺灣老百姓覺得相當委屈：“你們怎麼就只看那打

耳光的一面那是極少數敗類我們大多數人是痛心疾首的你們不能一竿

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萬沒搶上鏡頭的人該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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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國的仇外暴力現象放在適當的背景中來了解，並不表示事情不嚴重。七十

年代猖獗的左派“赤軍”殺的人，還沒有這一兩年來右派殺的人多；到今天為止，

被燒傷、毆打至死的外國人已至十七名。可是當年德國政府劍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

分子特種部隊，以最嚴厲的措施對付赤軍；為什麼在九十年代對極右分子卻顯得束

手無策？

我想，就如誰都沒預料到柏林圍牆的倒塌、東德社會主義的解體，誰也沒料到

光頭新納粹會成任何“氣候”。開始的時候，只是一些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人，失了

業，喝醉了酒，胡亂找外人出氣。極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沒有組織的、沒有計劃的、

零星偶發的攻擊事件。再說，施暴者大多數都還是未成年人，社會對他們總是寬容

一些。當年的極右運動，卻是背後有組織和理論支援、連貫而持續性的暴力行為；

他們所鎖定的攻擊物件是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家和銀行家，不是難民營裡或酒

店裡不知名的人。

兩天前的縱火殺人卻將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被燒的不是造成

眾多民怨的難民庇護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這些百姓，只因為他們不是德國人，

就受到暴力摧殘。這已不是酒館裡因口角而生的偶發鬥毆，而是蓄意謀殺，更令德

國人震動的是，死的是婦人和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國。

三具焦屍，終於使舉國震動。護著一星燭火的人群在每個城市的中心彙集，表

達心裡的憤怒和羞恥——“作為德國人的恥辱”。也許三具焦屍終於促使德國政府

拿出當年對付赤軍的決心來。對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為旁觀者——不論是英國人、美國人或中國人，在譴責暴力的同時，不

能忽視那三百人和三十萬人的比例，否則，不但是對那持著燭火的三十萬人的不公

平，同時也給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動的藉口。那正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

揹著包袱的驢子

三十萬人手舉著燭光，形成綿延數十公里長的光龍，這個場面夠壯觀吧？去年

底，在一個十九歲的德國青年縱火燒死了三個土耳其人之後，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

都舉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