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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受民意挑戰

一九九四年我從“外交部”政務次長，調升為“僑委會”委員長的第二年，遇到一九九五年“國民代表大會”改選。國民黨大肆鼓吹提名政務官參選，一方面想提升國民黨和“國大”的整體形象，另一方面要讓政務官有選舉的歷練，同時去多搶下几席“國代”的席次，所以在文宣上，把政務官的參選做為主打重點。根據規定，“國大”代表可以同時出任官員，“內閣”閣員若選上“國代”還可以續留原職。於是中央黨部極力勸進年輕、形象好的政務官出馬，但是到最後，卻只有我和胡志強跳出來，我在新竹市，他在臺中市；其他好幾位頗為叫好的政務官，包括趙守博、王志剛、張昌邦等，都沒有被黨部說服去參選。就如外界預期一樣，我和胡志強均輕易獲勝。

新竹老和尚所說的話沒錯，我真的在“入閣”之後，身不由己地參加了選舉。

一九九六年叄月二十叄日“國代選舉”開票當天，在新竹市有實力的五位候選人當中，我拔得頭籌；在十七萬多張有效選票中我獲得近七萬票，比第二名民進黨當選人蔡仁堅的叄萬多票，快要多出一倍，較第叄名呂學樟的兩萬票多出叄倍多，得票率高達百分之叄十八點九七，為多席次“選舉”所罕見，為全省各縣市當選人之冠。當夜開票後，無數的群眾擁進競選總部道賀，擠得水　不通。

這是我第一次體嚐到擁抱群眾的快樂。這是首次不需取決於長官的好惡或取捨，經由自己實力的展現和選票的肯定，而摘取到的甜美果實，它的滋味，和以往任何一個公職的布達，是截然不同的。經過這項激烈選戰，我對民主的體認格外深刻。

第二次參加“民意代表”的選舉，是在七年之後，二○○一年的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

拒當綠朝新貴

二○○○年“叄一八總統大選”國民黨失敗後，我內心很清楚，即將離開公職。該如何在往後的歲月裡繼續奮鬥，讓我跌入了深思和長考。四月中旬接連幾天在書房整理資料時，不經意翻出已塵封數年的那封來自奉化溪口蔣家祠堂族長們的邀請函，再次細讀，耳邊像是聽到了一個聲音：“五月底卸下特任官的職務後，身份變得單純，就可以前往大陸祭祖了，這是一個宿願得償的好時機！”

很少人知道二○○○年大選後，我曾有機會進到“新政府”任職，卻被我婉謝了。那是在“五二○”李登輝卸任前，他辦公室的主任蘇志誠來電詢問我有無意願到海外出任“大使”或“代表”？當時有幾個大國的人選均未派定，我可以挑選一個，決定後告訴他並由“新政府”派任等語。當時李登輝和阿扁關係至佳，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我立即謝絕了他的傳話和建議。因為我無法說服自己跳到民進黨“政府”內擔任“特任官”，我反對該黨追求“臺灣獨立”的思維和它以建立“臺灣共和國”為目標的黨綱。“駐外使節”就是代表“元首”，等於是他的分身，理念相左，怎麼可能去執行任務？

參選“立委”繼續打拼

由於參選過“國大”代表，又擔任過黨　書長，操盤過無數次的大小選舉，對於選舉我不僅有心得，也一直有濃厚的興趣。二○○一年底就有“立法委員”與各省轄縣市長的選舉，我的政治直覺告訴自己，在國民黨不再“執政”的新環境中，要在政壇上繼續有所作為，唯有參選一途。

我和新竹市的淵源很深，不僅從小在那裡長大，連外婆的骨灰也供奉在市郊青草湖的靈隱寺。我和孝慈在臺北有了自己家庭後，每年清明節都會帶妻小前去燒香祭拜。在參選新竹市“國大”代表過程中，更與當地政商領袖建立起堅實、良好的關係。二○○○年四月初，我和美倫像往年一樣，前往青草湖掃墓，順道和幾位當地頗具分量的熟朋友敘舊，其中曾在“國代”選舉時大力支援我的好友呂柏鏞，就建議我隔年到新竹市來選市長，舉出許多理由，認為一定勝選。事後我和美倫商量，可以作為規劃的選項。由於我客家話講得很地道，那段時間也有居住在湖口和新埔的客家鄉親，當面要我參選新竹縣長。新竹縣議會主　周清志，有次在他家餐敘時，還邀了幾位新竹政界人士到場，也都直接勸我選縣長，我只笑笑謝謝他們的好意。

“五二○”後，參選公職之心已定，只剩下“選項”問題。我是極端的審慎，不僅曾向王升、錢復、丁懋時、秦孝儀等前輩討教，甚至星雲和聖嚴兩位大師我也去拜訪請教過。他們各有看法，但鼓勵我參加選舉則頗一致。最後，讓我選擇參選臺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還是幾位媒體界的老友在餐會上給我的分析膘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