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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七月,我邀了幾位熟識且有交情的新聞界老朋友,包括江春男、王健壯、徐璐、陳浩、廖福順等人餐敘,在請教他們意見時,眾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建議我選“立委”,而不要選縣長或市長,若是直轄市長則另當別論云云。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以我過去的經歷,擔任過部長及 書長,應當投入全國性層級的議題,來監督“政府”和影響政策,不必投身在瑣碎的地方政治裡。王健壯和陳浩特別強調,未來幾年,“兩岸關係”一定是臺灣必須面對處理的重要課題,在政治議題的優先順序上必定是居於首位,而這正是我可以根據過去的歷練好好發揮的地方。他們還說,要選,就挑難的選,臺北市南區,是全臺灣“立委”選戰中最激烈的選區,相較之下,若選新竹縣市長,對我來說,太輕鬆了,要嘗試能在困境中勝出,才有意義。我被他們說服了。
就在那年“五二○”,我很快速做了一“公”、一“私”的兩個決定:一、參選臺北市“立法委員”;二、前往浙江奉化祭祖,啟動認祖歸宗之旅。
踏上認祖之路
每當夜深人靜,回首過往,心中時有一股化不開的感傷。
自出生起就比其他有親爹親孃的孩子,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要來得不圓滿和孤單得多,更不能去和蔣家其他幾位同父異母兄弟相較。母親早逝,又見不到父親,由外婆和舅舅一手帶大,幾十年來生活上的辛苦,容易克服,但是,要如何在心理上去抗拒不公平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難處。除了要掙扎圖存,更要去扭轉起跑點上的劣勢,還要有決心去把人生中許多不可能的變得可能。從小就自覺和同齡的孩子有許多不同想法,可能是惡劣境遇反而激發人早熟。
到了高中,我即很清楚絕不允許自己庸庸碌碌過一生。在新竹的日子很苦,中央路上不會有鄰居相信,那個清秀瘦小的孩子,有天會當上“部長”,還會出任中國國民黨的 書長。鄰居到家裡來串門子,向外婆當面誇獎我和孝慈說“您這兩個外孫長得好聰明,氣質很不一樣”,外婆就顯得十分開心。她多麼希望這兩個孩子有一天能夠有出息,讓蔣家人看重。然而,在她過世時,我們大學都還沒畢業,她沒來得及看到我們日後的成長和成就。幾十年前,根本不會有人相信,我在重重難關當中真能獨力完成歸宗。外婆和先母生前只敢有此期盼,心中有數,是件十分困難的事。
二○○○年八月二十叄日,我踏上認祖之路。妻子美倫、子女蕙蘭、蕙筠和萬安,一家五口,加上孝慈遺孀趙申德及子女勁松和友菊,一行共八人,由好友程家瑞夫婦、李慶平等陪同,搭華航班機首途香港轉飛上海,再驅車前往奉化溪口。
在決定前往前,我和美倫曾拜訪了多位親友長輩,聽聽他們的意見,還專程到大理街去探望過身體已不是很好的《中國時報》創辦人餘紀忠先生。
二○○○年八月中,我和美倫一道去看紀老。紀老的書房不大,先走過一個簡 的客廳,旁邊是間小小的餐廳,其陳設遠沒有想像中報業鉅子應有的豪華或氣派。幾張舊沙發,一張辦公桌,上面堆滿了新書。房間採光充分,顯得十分明亮,頗有生氣,可以說窗明几淨,簡單 素而書香四溢,讓我覺得紀老在家居生活上,頗有經國先生的儉 。
那天,他精神很不錯,話鋒也很健。當我請教他對我計劃到溪口蔣家祠堂祭祖的看法時,他毫不猶豫地說:“這當然是應該做的!”還補充說了一句話:“我十分敬佩經國先生,但是對他唯一不諒解的地方,就是沒有把你和孝慈的事情處理好!”我忘不了他說這句話時的嚴肅表情。他不僅贊成我前往,還特地指派資深記者尹乃菁全程採訪。抵達溪口祭祖的現場報道,《中國時報》在八月二十五日是以頭版頭條的方式處理。紀老對這件事的支援和重視,不言可諭。
行前看了方智怡
動身前往奉化之前,為求周延,我還說服了美倫,特地陪我去看了方智怡,她住在中山北路她姐姐家。我告訴方智怡我們動身的日期和大致的行程,包括到蔣家祠堂去祭祖,並且說明了這件事的緣由,以及幾年前蔣家族長來函邀請我們前去的經過。
我和美倫用了最大的耐心和應有的禮貌,試圖和她溝通,希望經過這種格外的努力,她能有所體諒,接納我們表達的善意。然而,我們的誠意和力氣,事後證明是白費了。雖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但蔣家家務事不斷在媒體上被炒作,只會令親者痛而仇者快,這都是我想避免的。我從不怪她,我知道這些都是由於過去和孝勇之間的誤會所致,我會以非常包容的心去設身地處地想,從不和她計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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