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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鬥爭中發生了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

１９５７年９月八屆三中全會改變了八大關於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看法。

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會議進一步發展了八屆三中全會的主張。同年，發生了“大躍進”

、人民公社運動，都顯然離開了八大制定的軌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八大後兩年的這種變化，究竟是怎麼來的？如果認為八大一開過，所有的檔案都被撇到腦後，恐怕是不符合事實的。

本書指出，１９５６年的八大的一個重要功績，是適時地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從解放生產力轉變到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方面來的決定。這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實際上在八大以後，黨中央是嘗試作了工作重心的轉移的。

本書中說，“１９５８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制定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體現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試圖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心，反映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落後面貌的願望”

（６５８頁）。又說，“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一條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目標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無疑同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的要求是相適應的”（６７３頁）。這樣說是符合事實的。當時的所謂“大躍進”也是把全黨的注意力轉到發展生產力上來。如實地指出這些，當然不是為那時的總路線和“大躍進”辯護。書中對於“決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執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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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偏差“

，作了詳細的論述，說明了“這次工作重心轉移的嘗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經濟生活連續三年的嚴重困難”

（６５８頁）。

仔細研讀這些論述，會使我們看到，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不是單憑主觀願望就能做到的。

１９５７年的經驗，乃至後來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以後的經驗，都表明對形勢的估計是多麼重要。如果無中生有地、或者不是恰如其分地而是過分地強調階級鬥爭，那就必然把重心轉移的良好願望沖垮。還可看到，要以經濟建設為重心，要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位，就必須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來保證。我們當然不能要求當時就能提出兩個基本點，包括實行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等政策。但是，書中用生動的豐富的事例說明，不懂得也不願意承認客觀規律（客觀的經濟規律乃至客觀的自然規律）

，沿用革命戰爭時期大搞群眾運動的經驗來搞經濟建設，這樣做只會造成破壞生產力的結果，也就必然使工作重心轉移的決心動搖。

“大躍進”

的失敗既不證明工作重點不應該轉移，也不證明國民經濟不可以發展得快一些。

由於書中對八大正確的決定（其中也有一些不完備的地方）如何轉向反面，作了比較詳盡的分析，我感到人們是可以從這裡得到相當豐富的教訓的。

我在這裡想講的本書中另一個分析細緻的例子，是關於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這次廬山會議，開始是反“左”

，繼而轉為大反其右，在全黨全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作用。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從表面現象看，那就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一封信，而毛主席不能用正常的對待黨內批評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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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對待這封信。這當然都是事實。但是，如果彭總不寫那封信，或毛主席對待批評的態度好一些，形勢發展就會完全不同麼？這好像很難令人相信。

書中認為，這次廬山會議以前半年多的糾“左”

，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也指出，這時期的糾“左”是極不徹底的。書中說，“當時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紅旗’下進行的，如果有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表示懷疑和動搖，就認為‘是一個觀潮派算帳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在這個前提下糾‘左’，當然是不可能徹底的，因而廬山會議後期出現反覆就不足為奇了”

（８４０頁）。

這就是說，廬山會議的反覆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不僅是由於彭德懷同志寫封信這樣一個帶有偶然性的事件而發生。所謂不徹底，就是不認識、也不承認在“大躍進”

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指導思想有什麼失誤，而認為那是完全正確的。

書中說，“因此，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不用說‘言詞偏激’，就是稍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