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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開始轉向不正常狀態的嚴重性質”

（６５４頁）。

這些相當尖銳的論斷，不是簡單地輕率地得出來的。

本書在上卷中，已經對１９５６年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為什麼和怎樣提出反冒進的問題，作了說明。在下卷《批評反冒進》這一篇中，首先對毛主席批評反冒進的經過情況如實地加以敘述。然後又在五個問題上，基本上用毛主席自己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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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胡繩文集

說明了他對反冒進的批評的內容。作者在這五個問題上，或多或少地作了些評論，然後才對批評反冒進這一段歷史作出總的評估。

讀者會感到，這樣的評估確實是以事實為依據的，是能夠給人以有益的教訓的。

書中還從對這段歷史的評估，進而論述到，黨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當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歷史經驗證明，黨內的批評必須正確地進行，必須有充分的依據作基礎，必須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而不能進行過火斗爭，以勢壓人。批評的重點是正確地分清是非，目的是取得經驗教訓，有利於促進和保證黨的決策的正確，有利於更好地推進黨的工作”

（６５４頁）。

我以為，本書對於過去歷史上的決策中的錯誤的評論，可以說就是黨內批評的這種正確的態度和方法的實踐。

對於“大躍進”

、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反右傾、１９６２年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等等事關全域性的失誤的議論，佔了本書的很大篇幅。讀者可以看到，本書中明確地說明了毛主席作為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和這些失誤的關係，但也從事實出發，說明不能把一切責任歸於個人。例如，書中說，“人民公社的建立，雖然毛主席負有主要責任，但決不是他一人的責任。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和我們這些參加北戴河會議的人，都舉了手，都有一份責任”

（７４７頁）。

又如，在論述１９６２年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及其失誤時，根據許多事實說明，“當時存在的‘左’傾思潮不是偶然的，不是個別人的責任，而是全黨性的思想認識問題”

（１０３頁）。讀者還可以看到，本書在對於這些重大失誤的認真研究中，不但說清楚了這些失誤為什麼必須被認定為失誤，而且努力探索造成這些失誤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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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書中往往把造成失誤的個人的因素和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的因素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所得出的許多結論是很可貴的。

這十年中，黨內只反右，不許反“左”。所反的右幾乎又都不是真正的右，“左”卻氾濫了起來。對這些情形，書中講得很透徹。作者說，“建國以來，我們在工作中雖犯過右的錯誤，但更多的是犯了‘左’的錯誤。

‘左’是一個頑疾“

（１０４３頁）。

這十年的經驗證明，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一般地看成是階級鬥爭，把某些不同的意見說成是資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處理，這是非常有害的。針對這種情形，書中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只在一定範圍記憶體在，黨內矛盾主要是認識問題。當然，不能排除社會上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在黨內也會有某些反映。但如果把黨記憶體在的認識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見隨意說成修正主義、階級鬥爭，勢必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黨內鬥爭擴大化的錯誤，破壞黨內民主生活，導致在政治上犯錯誤”

（１００頁）。很明顯，作者是嚴格地按照自己所提出來的這種觀點進行論述的。他把“左”的錯誤觀點和“左”的思潮，總是當作認識上的錯誤來加以分析評論。固然他也說明這些錯誤認識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但是不給這些錯誤的認識戴階級的帽子，把它們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我認為，這樣做是好的。既然經驗已經使我們看到，把階級鬥爭任意地引入黨內是非常有害的，那麼我們在研究歷史時也不應該重犯這種錯誤。對黨內的錯誤傾向，深刻地剖析其認識根源，至少要比簡單地扣帽子更能夠給後人以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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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書對許多事情分析得很細緻，說出了許多讀者所沒有注意到的情節，從而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看法。

對此，我想在這裡舉兩個例子。

１９５６年黨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來還是正確的方針政策。但不到一年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