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鐐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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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世紀後半期初步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漸漸在政治上分化為兩個派別，即改良派和革命派（由於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又被稱為立憲派）。

從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下挽救中國危亡的命運，是這兩個派別共同的出發點。改良派在１８９８年發動戊戌維新，他們不是要推翻清朝統治，而是要求皇帝實行“變法”

，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向進行某些政治改革。他們以為這樣就能達到救亡的目的。戊戌維新失敗後，特別是經過１９００年的事變後，不少改良派分子轉而傾向革命。

資產階級革命派方面，以較早的通俗宣傳家陳天華為例，他這樣寫道：“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因此他把清朝稱作“洋人的朝廷”。

“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說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麼？”

（１９０３年的《猛回頭》）

革命派要推翻帝國主義竭力加以維護的反動的封建政府，因此他們實際上站到了與帝國主義對立的立場。

在１９０３年以後仍然堅持改良派立場的梁啟超，成為同革命派進行激烈論戰的主角。他反對推翻清朝的革命，為此竭力申述滿洲人入關做皇帝並不能叫作亡國（見《新民叢報》８６期，《中國不亡論》）。

他認為，亡國的危險來自外國帝國主義，而亡國的危險對於漢人和滿人是一致的。他說：“中國亡，則無漢無滿，而皆無所麗”

，“滿漢相鬩，其結果必至於召亡”

（《新民叢報》８５期，《雜答某報》第四節）。

梁啟超的這些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他並沒有能在論戰中佔上風，因為他避開了一個基本事實：在清朝的統治下中國日益面臨亡國的危險。革命派中雖然有人在談到滿漢關係時，表現出狹隘的民族情緒，但他們是反對清朝政府，而不是要“滿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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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斷言，必須透過革命推翻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工具的清朝，才能救亡，才有可能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取得獨立。這種主張顯然是符合實際的，能夠得到廣大群眾擁護。

第二，推翻清朝的革命又具有結束兩千年來封建君主專制政治的意義。年青的革命家鄒容在１９０３年所著《革命軍》中，主張用革命推倒清朝統治以後，按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憲法建立一箇中華共和國。他說：“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孫中山在１９０６年指出，“我們推倒滿洲政府”是一次“政治革命”

，其目的在於“顛覆君主政體”

，“建立民主立憲政體”

（《〈民報〉創刊週年慶祝紀念大會的演說》）。

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君主專制政治在中國已經有兩千年曆史。在封建社會末期，雖然思想界開始出現懷疑君主政治的異端思想，但人們設想不出來用什麼政治制度代替君主政治。為反抗封建統治而起來的農民，也不可能建立沒有皇帝的民主制度。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度在１９世紀後半期開始為中國人所知道。

封建的衛道者認為這是“洋鬼子”的“無父無君”的邪道，新起來的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和許多知識界人士則從這裡看到了最高的政治理想。

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一致歌頌西方的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但是他們的態度又是不相同的。改良派認為，這種國家制度在中國還只是理想，不可能實現，中國只能實行所謂“君民共主”。因而他們要求清朝統治者實行君主立憲，或者實行所謂“開明專制”。他們認為，透過革命來實行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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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只會引起大亂，以致造成亡國的危險。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堅決駁斥改良派的這些說法。他們把民主共和作為革命的直接目的。這樣，他們就賦予推翻清朝的革命以民主革命的內容，並以實現民主共和的理想來論證革命的必要性。

辛亥革命的結果並沒有真正造成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

在中華民國的招牌下，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落後、分裂、混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康有為、梁啟超認為，革命以後若干年的國事完全證明他們的預言是正確的。

但是，革命沒有得到完全的成功並不能證明革命是不必要的，不可取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