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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反封建的鬥爭如同反帝的鬥爭一樣，不可能不經過長期的艱難曲折的道路。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沒有能提出反封建的完整綱領，沒有能在革命中觸動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但是他們畢竟是對於作為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的君主專制政治，以及附著於君主專制政治的種種舊觀念，進行了一次革命的衝擊。

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治，使中國人民的反封建鬥爭跨出了一大步，這是應該在歷史上大書特書的。

第三，推翻清朝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為了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

１９２４年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回顧辛亥革命說：“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

，那就是，“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於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

學習西方，發展新式工業，是從１９世紀６０年代開始的新風氣。從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外國資本在中國興辦工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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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還很少。在這時期的後半期間，私人投資於新式工業的逐漸增多。

這本來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好時機。

但是，這時期的工業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壟斷。辦洋務的官僚（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等）所經營的官辦企業和官督商辦的企業，雖然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但它們對民族資本的發展不是起促進的作用，而是起阻滯的作用。讓私人資本自由創辦新式企業的要求，是針對封建政府、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壟斷而發出的。失敗了的戊戌維新運動強烈地表達了這種要求。

經過１９００年的事變後，清朝形式上實行了獎勵私人資本的政策，但不過是對投資的商人給以不同等級的官銜。私營企業在外國資本的排擠和封建主義的束縛下仍然很難發展。這時外國資本已經深深侵入中國的工礦、交通各部門。指望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工具，堅持封建統治制度的清朝政府認真、有效地獎勵保護私人工商業，事實上是不能實現的。

在辛亥革命時期，發展資本主義是社會進步的要求。但怎樣才能發展資本主義呢？資產階級改良派只是寄希望於封建國家的獎勵，革命派則認為必須經過民主革命，才有可能“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辛亥革命沒有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因此也就沒有能實現資本主義的工業化。

但是應該認為，革命派的這種觀點在原則上是正確的，它是總結在此以前中國工業發展經驗達到的結論，也為辛亥革命以後許多年的事實所證明。

本世紀３０年代，資產階級學術界有人做過翻案文章，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和中國的社會進步本來是可以在洋務派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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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裡完成的，只可惜他們的事業被打斷了。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這不僅是倒退到了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而且比它更落後。按照這種觀點，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繼辛亥革命以後的人民革命也是不必要的。

第四，在革命派為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實行資本主義工業化而進行革命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已經日益尖銳化，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各派社會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運動正在興起。看到這種情形，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不能不在思想上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在孫中山提出的民生主義中有所反映。孫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把民生主義看作社會主義的同義語。他們以為，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既是“政治革命”

（即民主革命）

，同時又是“社會革命”。孫中山說：“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

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

（《〈民報〉創刊週年慶祝紀念大會的演說》）。這是說，中國既要像西方國家那樣發展“文明進步”

，又要避免資本主義的禍害，防止下一次的社會主義革命。

孫中山當時所說的民生主義的含義是“平均地權”

、“土地國有”。

按照他所作的解釋，是要由國家用低價收買地主的土地，使得地主不能因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