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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已經有了幾十年的歷史，造成很深的積習，無論是在實踐上和觀念上突破它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就當前進行的改革的深刻性、全域性性而言，它又具有革命的性質。

鄧說：“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

（８２頁）他又說：“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儘管是有風險的事。“

（１３頁）

很明顯地這是說，改革雖然也是革命，但它和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改革並不是簡單地延伸和繼續過去已經進行並取得勝利的革命，所以它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四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在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中，解放生產力就是要衝破國家高度集中，企圖包羅永珍的計劃經濟的束縛。鄧說：“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

（１４８頁）

我們過去總是把社會主義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劃全等號。以為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實行那種計劃經濟，也必須實行那種計劃經濟。這是和對社會主義的一種誤解相關聯的。這種誤解就是以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既然能夠有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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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性，那就能夠預先知道一切生產和經濟活動應該如何正確進行的細節，並把它反映在計劃中。

但這其實是不可能的。

人的高度自覺性主要表現為，在宏觀上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科學地瞭解社會發展的方向；但在微觀上預知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的細節是不可能的。硬要制定這樣的計劃，並賦予它以支配一切的權力，這就必然成為主觀主義、官僚主義。

在一切地方、一切社會集體、一切企業、一切經濟和生產的單位，乃至一切參與經濟生產活動的個人，都被要求嚴格按照國家統一規定的計劃而行動的情況下，就只有國家中央的一個積極性，其他一切積極性都被扼殺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被扼殺了。

這很明顯地是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違反的。

鄧充分看到計劃經濟的這種缺點，認為改革就是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他說：“鑑於過去的教訓，必須改變閉關自守的狀態，必須調動人民的積極性，這樣才制定了開放和改革的政策。”

（２４頁）他還說，“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

對內搞活，也是對內開放，透過開放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農村經濟一開放，八億農民的積極性就起來了。城市經濟開放，同樣要調動企業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

（１３５頁）。

毛澤東在１９５６年也看出蘇聯計劃經濟的缺點和錯誤，他當時提出了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樣一個基本方針。

這一基本方針無疑是正確的。

如何實現這個方針呢？在後來的實踐和理論中，毛越來越走到企圖用政治的方法來實現這個方針。這樣就有“以階級鬥爭為綱”

，大搞群眾運動這一套造成嚴重惡果的方法。

接受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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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教訓，鄧在改革一開始時，即在１９７８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

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

（《鄧小平文選（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０頁）。

能夠糾正計劃經濟的缺點的經濟方法是什麼呢？這種方法不可能是人們憑空設想出來的，而必須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中探求。鄧說：“社會主義（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顯然是指只搞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引者）

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

缺點在於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如何解決？

解決得好，對經濟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

（１７頁）這段話裡對計劃經濟採取分析態度，不是一筆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