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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年代裡,對上述問題企圖作出與眾不同的答覆的是毛澤東。在1958年“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看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能像他所設想的那樣迅速前進,因而感到還有某些障礙需要掃除,他又對照抄蘇聯的模式感到不滿,要求另外走出一條自己的路。雖然他對於“大躍進”的失敗沒有進行充分的科學的總結,但是他的以上這些想法顯然是有合理的因素的。他後來仍然未能找到正確道路,是因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中遇到的障礙,或者說所受到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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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在哪裡這個問題,作出了完全錯誤的答案。他認為,一切問題的發生是由於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得不徹底,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進行得不徹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仍然嚴重地存在著。
因此,他認為,人們的任務就應該是不斷地尋找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東西,並和它們進行鬥爭。這一想法是違反客觀事實的,在實踐中造成了嚴重的禍害。按照這種指導思想,人們就把一切凡不帶有公有制和國有制記號的東西,一切形式的個體所有制都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危險事物,把和社會主義觀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東西。
在農村中割所謂“資本主義尾巴”
,在黨內發現所謂“走資派”
,就是這些惡果的表現。
毛澤東的這種錯誤,總結起來說,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
,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後一提法雖然不是毛自己提出來的,但得到他的首肯,而且也符合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社會主義生產力要發展,就要繼續不斷地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總結歷史經驗,得出結論說,階級鬥爭雖然還在一定範圍記憶體在,但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雖然還要進行反對把中國拉向資本主義方向去的傾向,也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已經不是主要透過階級鬥爭來進行。生產力的發展所受到的束縛不是來自資本主義,而是來自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與某些對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相聯絡著的不適當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在這種情況下,要用過去革命的辦法來解放生產力,只能說是開錯了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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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強調,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明確地區別了這兩種解放生產力所解決的任務不同。他說:“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活力和生機的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
(370頁)
現在,社會主義在發展中所需要的改革,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那種與各種僵化觀念相聯絡著的經濟體制,即過分依賴國家集中權力的體制。這個任務當然不能靠繼續進行所謂反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完成。
“以階級鬥爭為綱”
更不能解決向世界各國學習有用的東西的問題。歷史經驗證明,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和對外封閉相聯絡的。鄧說:“二十幾年來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
(64頁)
“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後,就必須開放。”
(266頁)
鄧還說:“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
(149頁)
敢於吸收資本主義中的有用的方法,並不表示社會主義的弱,而是表示它有強大的生命力。當然,鄧在堅持實行開放政策的同時,也強調要抵制資本主義的一切腐朽的東西。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是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不同的,但二者同樣都有解放生產力的作用。鄧說:“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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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
(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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