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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如果脫離了具體情況，一般地提出問題說，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應該是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這樣的問題是無法答覆的，或者只能答覆城市應該是中心。

但是，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政黨到農村中，發動廣大農民，進行武裝鬥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是同樣的情況。既然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就必須承認，現在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必須更加十分重視發展生產力，並且為了發展生產力而實行一系列的符合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方針政策。鄧說：“不要固守一成不變的框框。

過去我們滿腦袋框框，現在就突破了。“

（２６１頁）

這裡所說的一成不變的框框，就包括書本上的社會主義的一般公式。突破框框，就是說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一般原理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相結合，打破一般公式的束縛。

鄧敢於突破框框，找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正如同毛澤東敢於突破框框，找到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道路一樣，需要有巨大的理論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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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框框的束縛，許多問題是難於作出判斷的。

１９７８年開始從人民公社制度改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時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

（３６７頁）

如果不從實際出發，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而來追問說，一切生產資料都成為公有的人民公社算社會主義，還是家庭承包算社會主義？這樣提問題，的確是很難回答的。歷史經驗證明，公社所有制（後來退到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雖然看起來好像社會主義的味道很濃，但是並不能提高農村的社會生產力，並不能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

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加上統分結合的雙重經營體制）

，為我國的社會主義農村展開了寬廣的發展前景。

早在１９７８年鄧就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他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

（《鄧小平文選（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２頁）。後來他又反覆講這個思想。例如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說：“要讓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

這是個大政策，大家要考慮。“

（５２頁）十幾年來，我們是這樣做了，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從抽象的意義上看，提出這樣的大政策似乎是很奇怪的。

社會主義要共同富裕，這和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但是，如果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來看，這個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中國是如此之大，各地區又是千差萬別，如果必須所有地區、所有人齊頭並進，那就只有陷入平均主義的貧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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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各種非公有制的經濟存在，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政策。鄧說：“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

（１０頁）

關於外國資金的問題，鄧說：“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吸收幾百億、上千億外資，衝擊不了這個基礎。吸收外國資金，肯定可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補充，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補充”（６５頁）。按照這種觀點，也根據香港、澳門、臺灣這些地區的具體歷史情況，鄧提出了“一國兩制”這樣的史無前例的主張。

鄧說：“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臺灣。”

（５９頁）

“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

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

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１０３頁）

我們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拘泥於書本上的公式。這看來是很明顯的道理，但切實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