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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勝利後幾個月，列寧主張經過國家資本主義來實現社會主義。

在１９１８年４月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報告中，他尖銳地提出了向資產階級學習的思想。他說，資產階級已經推翻，“我們現在要向他們學習，是因為我們的知識不夠，因為我們沒有這些知識。我們有社會主義的知識，但是沒有組織千百萬人的知識，沒有組織和分配產品等等的知識。

老布林什維克領導者沒有教給我們這些東西。

在這方面，布林什維克黨的歷史沒有什麼可以炫耀的。這門課程我們還沒有學過。所以我們說，哪怕他是一個大騙子，只要他組織過托拉斯，只要他這個商人曾經搞過千百萬人的生產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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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有經驗，我們就應該向他學習。如果我們不從他們那裡學會這些東西，我們就得不到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會在它已經達到的階段上停滯不前“

（《列寧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頁）。

列寧的這段話使人想起在中國革命勝利時毛澤東說過的話。毛澤東在１９４９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

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

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

（《毛澤東選集》第４卷，１４８０—１４８１頁）。

前面已經說過，俄國當時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嘲笑和反對列寧的這種說法。

在反駁這些“左派”

分子的空談時，列寧說：“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去向資本主義的第一流專家學習組織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樣的大生產的本領，那便無從獲得這種本領”。接著他又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做為一個階層或集團應該服從蘇維埃政權。而我們共產主義者如果不是年幼無知，就應該向他們學習，而且有東西可學，因為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先鋒隊在辦理為千百萬人服務的大企業方面沒有獨立工作的經驗”

（《列寧全集》第３４卷，２９０頁）。

在１９１８年列寧雖然已經考慮經過國家資本主義來達到社會主義，但由於俄國資產階級一般地不同新政權合作，而持反對態度，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國家資本主義的設想沒有能實現。俄國被迫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內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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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１９２０年蘇俄曾立法實行對外國資本家的租讓制。在討論租讓制的報告中，列寧說：“我們要挨著他們（指租讓的企業——引者）

開辦自己的企業，學習他們如何經營模範的企業。

按照現在最新的技術成就進行裝備，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這需要學習，在實踐中學習“。列寧也談到租讓企業”將帶來資本主義習氣“的問題。他說：”應該加以注意，應該處處用自己的共產主義影響加以抵制“

（《列寧全集》第４０卷，７７頁）。

列寧於１９２１年提出新經濟政策。

列寧的逝世使新經濟政策過早地結束，這對於蘇聯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起了什麼影響，是值得研究的。在提出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列寧仍然強調向資產階級學習。他在著名論文《論糧食稅》的結論中說：“不要害怕讓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辦合作社的小資本家，向資本家‘學習’。

向他們學習，雖與我們過去向軍事專家學習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實質上是一樣的。

‘學習’成績，只有靠實踐經驗來檢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資產階級專家做得好，要會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發展農業和工業間的流轉。多花點‘學費’並不可惜：為了學習要不惜破費，只要能學到東西就行“

（《列寧全集》第４１卷，２３２頁）。

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除了對立的關係以外，還有一種繼承的關係，說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向資產階級學習——如果用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及其以前的“左”的觀點來看，這是極其荒謬的，甚至是反動的，但這的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這個觀點正在我們的改革開放中得到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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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