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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和理論上清除了３０年代“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把對教條主義的批判提升到哲學認識論的高度，他說：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

教條主義者不瞭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瞭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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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壞。

（《毛澤東選集》第１卷，２８５、２８６頁）

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全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走過的革命道路是正確的。這條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勝利後，我國以不長的時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這就又一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力量。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雖然由於１９４９年的勝利而結束，但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仍然充分考慮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留下來的許多特點，因而才能夠總的說來進行得如此順利。

那麼，在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在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後，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是否仍有自己的特點？

它所具有的特點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是否同中國曾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有關？這可以說是關係到社會主義在中國成敗的一個重要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終將因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而崩潰，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透過革命取得統治權力，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從而過渡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預計，無產階級革命將在資本主義比較成熟的國家，而且是在幾個國家同時取得勝利。他們概括地指出“最先進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掌握政權後可以採取的措施，並且認為，“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裡當然會是不同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２７２頁）。對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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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社會的具體結構及其發展程序，他們的態度是很謹慎的，只限於作出一些原則性的論述。

例如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評論一個德國刊物關於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時說：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於可分配的產品的數量，而這個數量當然隨著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從而分配方式也應當改變。但是，在所有參加辯論的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所以它應當也有個一成不變的分配的方式。

但是，合理的辯論只能是：（１）設法發現將來由以開始的分配方式，（２）

盡力找出進一步的發展將循以進行的總方向。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４３２頁）

１８７５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固然比較細緻地談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但是他的立論是在恩格斯所說的“合理的辯論”的範圍之內的。而且他是針對拉薩爾派的所謂“公平分配勞動所得”和“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權利屬於社會一切成員”這些空話而討論這個問題的。

正是為了駁斥這些空話，馬克思除了指出其他各點以外，還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消費資料的分配不能不實行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即“商品等價物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因此，“在這裡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權利”

，“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的勞動者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這些雖然可說是“弊病”

，但“這種弊病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學到的是，決不可以從抽象的平等觀念、公平觀念出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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