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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力仍然掌握在以帝國主義為靠山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手裡，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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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胡繩文集

政權，也不可能獨立地取得政權，當然談不到有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中國的社會經濟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中國的政治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尊孔復古的反動潮流是這種舊政治、舊經濟的反映，並且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

五四時期的人們向尊孔復古的潮流開火，是完全必要的，是革命的。但是，他們卻錯誤地以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已經進行了，但是沒有生效，其原因就在於缺少一個道德、倫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現在由他們來把西方資產階級的道德倫理觀念，把“自由平等人權的新信仰”輸入中國，就可以為在中國建立一個“西洋式社會國家”奠定基礎了。

這種說法是把事情弄顛倒了。自由、平等、人權的新信仰並不能成為建立新國家的“基礎”。

在沒有能力透過革命實踐建立新政治、新經濟的情況下，以為只靠思想的力量就能為新的社會國家奠定基礎，這不過是這種思想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的表現。

五四新文化運動舉起了科學的大旗。

照陳獨秀的說法，那是用以反對舊藝術和舊宗教（鬼神）

，反對國粹和舊文學。當時他們所說的科學主要是自然科學。

１９１９年陳獨秀為《新青年》寫的《本志宣言》中說：“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證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獨秀文存》卷一，３６７頁）

他們用科學作武器，反對傳統思想中的脫離實際，說空話、說大話、說假話、含混、籠統種種弊病。魯迅說：“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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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

（《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魯迅全集》第１卷，３７７頁）陳獨秀也說：“頭腦不清楚的人評論事，每每好犯‘籠統’和‘以耳代目’兩樣毛病；這兩樣毛病的根源，用新術語說起來，就是缺乏‘實驗觀念’，用陳語說起來，就是‘不求甚解’。”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獨秀文存》卷二，６３頁）

思維一定要合乎邏輯，是他們提出的一個要求。他們從這種要求出發，評論傳統的舊思想。例如傅斯年說：“中國學者之言，聯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實驗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論之時，合於三段論法者絕鮮，出之於比喻者較繁。”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他指出，“比喻”是不能用作推理方式的，例如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似乎是用天無二日來證明民無二王，其實二者是毫不相干的。

“操此術以為推理之具，終古與邏輯相違，學術思想，更從何道以求發展？”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傅斯年對於以比喻代替邏輯推理的指摘是很中肯的。

但無論傅斯年也好，別的人也好，所要求的只是思維本身的前後一致，不自相矛盾，合乎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這種要求對於正確的思維雖然是必要的，但還並不能保證思維的科學性。客觀世界有著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邏輯（規律、法則）

，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的邏輯才是科學的思維，這點是他們不能明確指出的。

他們用自然科學作武器狠狠地打擊有神論、有鬼論。特別在１９１８年，《新青年》發表了一系列這方面的文章。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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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動統治階級和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流行著“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等愚蠢的迷信，還出版雜誌宣傳這種迷信，說什麼鬼神之存在能用“科學”方法證明，說什麼“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陳獨秀髮表了篇《有鬼論質疑》，立即就有自稱“平日主有鬼論甚力”

，斷言“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的知識界人士撰文反駁。

《新青年》的作者們為破除這些謬論多方面進行論述。陳獨秀指出，一切自然現象都可以用科學法則說明，所以“森羅永珍”中是沒有“神靈為之主宰”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獨秀文存》卷二，５７頁）。他斷定：“人類將來真實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