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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他們就沒有理由去反對康有為、梁巨川那樣的頑固守舊分子。陳獨秀在張勳、康有為鬧復辟失敗以後寫道：“愚固反對復辟，而惡張、康之為人者也；然自‘始終一致主張貫徹’之點論之，人以張、康實行復闢而非之，愚獨以此而敬其為人，不若依違於帝政共和自相矛盾者之可鄙。”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號，《獨秀文存》卷一，１６１—１６２頁）

這段話還可以解釋為表示對那種搖擺於帝政與共和之間的投機分子、兩面派的極端鄙視。但是，陳獨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說：“吾願愛國之士，無論維新守舊、帝黨共和，皆本諸良心之至誠，慎厥終始，以存國民一線之人格”

（《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獨秀文存》卷一，９３頁）。這就是明白承認，守舊派、帝政派，只要“本諸良心之至誠”

，始終堅持其反動立場，也造成了可敬的人格！這種唯心主義的個人主義觀點，使人無法區別什麼是進步的思潮，什麼是反動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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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的人們以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能使全體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其“缺點”只在於貧富的差別還沒有消除而已。這種看法當然是不對的。馬克思主義者肯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步。”

（《列寧全集》第３７卷，１０９頁）

資本主義推翻了封建奴役制，使社會生產力以空前規模發展起來。資產階級民主制否定了下對上、卑者對尊者的人格依賴關係。但是，在存在著佔有生產資料的百萬富翁和只能靠出賣勞動力而生活的勞者動者之間的對抗的社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列寧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變了經濟奴役形式，為這種奴役作了特別漂亮的裝飾，但並沒有改變也不能改變這種奴役的實質。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就是僱傭奴隸制。”

（同上引）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和壓迫，特別顯著地表明資產階級民主和它的人權觀念的欺騙性。

嚮往於資產階級民主的人們，主觀上以為他們是為全體人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從實際生活中，他們也感到，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力量，是不能戰勝軍閥官僚的反動黑暗勢力的。

１９１８年陶履恭（陶孟和）寫道：七年以來的民國，是沒有人民的民國。因為人民沒有聲息，沒有動轉。現在七年將盡，轉瞬就是新歲。

我們人民豈不可以跳到政治舞臺上各人都發揮政治的生命，成有組織的活動，使八歲的民國，變成人民的國家，民治的國家麼？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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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只看到人民群眾中的落後性，不瞭解這種落後性是由於受著嚴重的壓迫和過著悲慘的生活而形成的，他們看不到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革命積極性。陳獨秀在１９１７年說：“此時，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獨秀文存》卷一，１４８頁）。既然以為“多數國民”如此落後，他對中國前途不能不表示悲觀。從１９１８年他所寫的痛罵義和團迷信、排外、守舊，並認為這種思想和事實現在還“遍滿國中，方興未艾”的文章（《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獨秀文存》卷一，３４３一３６０頁）

，更可以看到，他對於農民群眾是很難有個正確的認識的。

１９００年的義和團確是具有很大的落後性。

由於封建統治勢力滲入它的組織，更使它表現為頑固的排外主義。五四時期的許多人因此對它採取完全抹煞的態度。他們不能從這種自發運動看到中國最深厚的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是在農民群眾中間。資產階級不能領導和發動這種力量，也就不能使民主革命得到成功。

五四時期的人們用個人主義觀點來理解民主，是他們不瞭解廣大人民群眾，以至鄙視人民群眾的表現。

他們又是把民主主義主要地作為倫理道德觀念提出來的。固然他們提倡新的道德觀念、新的文學，都是為了建立他們所企望的新的政治，即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他們無法解釋，為什麼經過辛亥革命，經過袁世凱稱帝的失敗，經過張勳復辟的失敗，民國的招牌雖然掛著，但並沒有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事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