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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其他撰稿人，有的主張“自利利他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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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小己主義為之基”

，有的簡直就主張“利己主義”

、“為我主義”

，所說的和陳獨秀的“個人本位主義”

、“個人獨立主義”基本上是一回事。

應該承認，在那時，他們提出個人主義，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他們把個人主義作為反封建的戰鬥武器。他們號召打破“綱常名教”

的束縛，使人的個性和才能得到解放，能夠自由地發展。他們從個人有獨立自主的權利出發，提倡獨立思考，反對盲從，反對依附古人，做古人的奴隸。他們認為，自己沒有獨立的主張，別人怎樣說就只好怎樣說，向來怎樣說就只好怎樣說，那是奴性的表現，而舊思想所依仗的正是習慣勢力和傳統的權威。

他們攻擊傳統的中國學術思想，“不認有小己之存在，不許有個性之發展”

；主張“於學術只當論其是不是，不當論其古不古”。他們主張，寫文章不應該摹仿古人，說古人的話，而應該“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

，等等。

五四時期的人們提出這些思想，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矛盾的反映。中國社會由於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於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封建經濟正在解體的過程中，封建的宗法家長制度難以照舊保持。但是，封建經濟畢竟還沒有死亡，封建的政治、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思想還頑強地存在著，成為束縛和禁錮人們的力量，許多知識青年對此特別感到痛苦。打破封建的枷鎖，爭取個性的發展和個人獨立自主權利的號召，表達了他們的要求，激起了他們的共鳴，對他們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但是，在階級社會中，個性也好，個人的權利也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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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超階級的。認為封建主義抹煞一切個性，否定一切個人權利，並不是準確的看法。其實，封建主義承認而且努力培養符合於封建主義的個性，承認而且尊重符合於封建主義的個人權利。尊者壓抑卑者的個性，尊者的個性因此而能夠充分發揚。真正保有自由獨立的人格的是封建主、貴族。在既有封建主義，又有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性和封建主義的個性之間不能不發生矛盾。封建主義力求阻止人們突破封建主義的樊籬而發展自己的個性，並且用封建主義的個性來對抗資產階級的個性。

就在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發生後不久，有個叫做梁巨川的老先生投河自殺。

他的遺書說，他是為殉清朝而死，是為堅持他從幼年所學的倫常道德觀念而死。這個自殺事件引起了陳獨秀、陶孟和等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著文評論。這個先生的見解是他們不贊同的，但此人有強烈的個性也是很明顯的。再比如康有為那樣頑固地尊孔尊君的人，也不能不說是堅持著自以為是的一套道理。梁巨川、康有為並不是喪失個性，他們有的是反動的個性。新文化提倡者顯然並不是要發揚一般的個性，不是要發揚任何個性。他們所要發揚的只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性，不過他們不能自覺地指出這一點。

他們不但不能指出這一點，而且用唯心主義觀點來說明問題。陳獨秀在解釋“獨立自主的人格”時說：“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慧，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號，《獨秀文存》卷一，３頁）。盲從隸屬他人，當然不好，但是什麼叫做“聽命各自固有之智慧”呢？

《新青年》的別的作者，有人要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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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志”

，他說：“志者，根諸心，發諸己，非可見奪於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奪者”

（高一涵文，《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

有人認為，忠孝節義之所以應該反對，因為這些“全非植根本於汝本身，而另外之人課汝以片面之義務”

；他主張人生以“快樂”為目的，而快樂和痛苦都是“以吾人之自由意志為其根本。凡順吾人之意志，從心所欲者，快樂；逆吾人之意志，不能如願者，痛苦也”（李亦民文，《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總之，他們對獨立自由的解釋就是，一切要從自己的內心出發，要順從個人的意志和願望。

如果嚴格地按照這種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