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詆孔，以為宗法社會之道德，不適於現代生活，未嘗過此以立論也”。

“記者非謂孔教一無可取，惟以其根本的倫理道德，適與歐化背道而馳，勢難並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是，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獨秀文存》卷三，４７—４８頁）。陳獨秀的這類議論是有代表性的。五四時期的人們固然沒有能對孔子所處的時代和他的思想在當時所起的作用作出科學的分析（這方面的問題現在也還不能說是已經有了定論，學術界仍在進行討論）

，他們立論的重點是：“孔子之道”

，即封建主義的倫理道德在現代的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是否還應當儲存。他們的確是抓住了思想政治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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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迫切的現實問題。

在當時的思想界中，批判孔教，反對傳統的舊禮教的，還有吳虞、高一涵、錢玄同等人。這些人在五四運動以後都逐漸地從戰鬥的前線上退卻下來。但是在五四時期，他們不失為衝鋒陷陣的戰將。

胡適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提倡白話文的新文學方面。當時人們明確地認定“文學革命”是和“倫理革命”

、“政治革新”密切聯絡的。胡適說：“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做裡子。先要做到文字型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

（《胡適文存》卷一，２９頁）由胡適、陳獨秀聯名的一封信中說：“舊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

（《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但胡適畢生所承認的新思想始終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且他一貫地堅持認為，不應該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五四運動後，他只能和中國人民革命運動日益背道而馳。

魯迅這個畢生隨著時代前進，堅持對一切反動勢力、一切反人民的文化思想進行不懈的鬥爭的偉大戰士，在五四時期，以其特有的風格積極地參與了對封建舊禮教的進攻。他在１９１８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魯迅全集》第１卷，１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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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舊封建禮教的一聲強烈控訴。讀過這篇小說，吳虞寫了篇《吃人與禮教》。

他指出：“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慘酷極了！一部歷史裡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了。”

（《吳虞文錄》，７１頁）

尊孔復古主義者把封建主義的糟粕說成是必須儲存的“國粹”。

五四時期的人們對這種國粹論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魯迅說，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東西未必就應該儲存。他把封建主義者所說的國粹比作臉上長的瘤，額上長的瘡，“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魯迅全集》第１卷，３８２頁）。魯迅還指出，這種封建主義者的國粹只足以成為阻礙中國進步的負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知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魯迅全集》第１卷，３８４頁）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抱著一個總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進步起來，能夠自立於世界。

前面已經引用過的陳獨秀的文章說，他所要求的是，“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

，“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

，“輸入平等人權之新信仰”。

這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前幾年間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人的共同主張。他們明確地認定，他們所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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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文化，就是“中國固有之文化”

，就是“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主義文化；他們所提倡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