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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且順利地走上社會主義軌道，應當說是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的結果。

所以說，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

胡耀邦同志還指出，現在我們面臨著建設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這樣一個歷史任務，沒有理論上的大繁榮是不行的。他說：“革命理論和革命行動是互為因果的。所以繁榮社會科學，既是理論界、思想界的意願，也是全國人民的意願，也是現在黨中央堅定不移的方針。”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的理論方面，應當說是有了新的發展。我們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很難的事情。

在１９５７年前後，我們曾盲目地認為，中國搞社會主義很容易。

這好像有事實根據。

在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間，黨開始提出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原來認為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大約需要１５年，但結果只用了四年就基本上完成了。

於是就產生了一張白紙上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想法。社會主義不是憑空建設的。歷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有人說，可以到一個荒島上去建立一個最理想的社會。

這是做不到的。

人們只能也必須在既有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新社會。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順利地實現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同中國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有關的。這些條件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力量薄弱；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國共產黨在農民群眾中有崇高的威望，等等。由於這種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確實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但是，這時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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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框架。如何充實和改進這個框架，如何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何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些絕不是很容易的，而是很艱難的。以為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就會引出不切實際的“大躍進”和違反客觀規律的盲目行動。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左”傾教條主義者也曾把革命看成很容易的事情，好像只要依據書本上的幾個條條，一往直前地衝鋒，就能達到勝利。毛澤東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出“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艱鉅性，於是去認真地瞭解中國國情，探索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走一條曲折前進的道路，這才使勝利有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也有類似的情況。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主義制度，用了二三百年時間。要建成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上趕上和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要花很長時間。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有特殊的困難。這是因為中國本身沒有經過獨立的資本主義時期，原有的底子很薄，“一窮二白”

，文化水平、生產力水平低，商品經濟很不發達。我們可以利用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使我們前進得快一些，但不能主觀地想象可以一步登天。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要採取各種過渡的形式，要經過各種必要的步驟，這些不是可以從書本里找到現成模式的。在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正如同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需要我們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進行研究，創造性地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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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指導行動，而理論來自實踐。我們既不是盲目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不可能是對任何一個具體事情都在理論上弄得一清二楚以後才去做。我們黨從總結實踐經驗中，得出了一些新的觀點。例如針對我國商品經濟還很不發達的狀況，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應該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

，這是符合於中國實際情況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無疑對於實踐起著重大的指導作用。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實踐中，又會出現許多新的情況、新的問題。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往往提出對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作出理論說明的要求。為了弄清楚這樣做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出現某種情況是合理的，還是難以避免，但可以因勢利導、加以改變的，如何解決實踐中已經提出的問題，這都需要進行科學的研究。

一般說來，改革中我們採取任何一個措施，只有利，沒有一點弊，是不可能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