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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所謂“大躍進”運動。以為不惜工本，“土法上馬”

，就可以使鋼產量一年間翻一番，以為只要鋼產量翻一番，就可以把整個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既不顧技術科學，也談不上有什麼經濟科學的依據，只是簡單地沿用革命時代的群眾運動的做法。又比如，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關係，並不是個簡單的“興無滅資”

的問題。

社會主義社會的產生，對資本主義社會來說既是一個否定的過程，又是一個繼承的過程。要把社會化大生產及其經驗繼承下來。像大銀行、大生產的管理經驗，資本主義社會已準備下了，社會主義要繼承它。甚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社會主義也必須批判地繼承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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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文集１４

本主義社會中的許多東西。既否定了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又繼承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東西，這個複雜的過程不是“興無滅資”的簡單口號所能概括的。中國社會沒有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如何補充學習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的許多為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東西，這更是難題。一個簡單的“興無滅資”的公式，就把這個難題掩蓋掉了。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處理不很適當，是和這個簡單公式有關的。

以為在原有的農業社會（這個社會中工商業很不發達）的底子上，加上公有化，加上集中統一的管理，就能建設好社會主義，更是同這種簡單公式有關。

所以，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的實際中，這是個必須認真對待的科學問題。

在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前期，我們黨也曾提倡調查研究，但那時的調查研究往往必須適合於其實並無科學依據的既定的方針政策。雖然黨內外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或者提供了不同於既定的方針政策的調查材料，但他們被置之不理，甚至反而遭殃。黨固然也曾因某些做法事實上行不通而加以改正，但是並沒有對為什麼發生錯誤進行深入的探討。

只是就事論事地改正錯誤，而不是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因此錯誤也就還會重犯。總之，走了彎路，造成失誤，固然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落後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沒有重視社會科學研究。許多重大決策是憑主觀願望和一些抽象、籠統的概念作出來的，已經過時的老經驗和外國的模式也在起作用。

實際上，這些決策沒有科學依據，也不要求科學的依據。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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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胡繩文集

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是不能提供真正科學的依據的。

胡耀邦同志在今年１０月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期間舉行的座談會上談到，“從我黨成立起６５年了，我們的社會科學只有一次大繁榮，這就是延安時期。這裡我把建黨的那段時期除外了。真正成熟是延安時期，確實是我們黨的一次理論的大繁榮”。

那次理論的大繁榮，是以毛澤東的幾部主要著作為代表。但也不能不看到，從３０年代開始，社會科學界的黨內黨外許多同志做了許多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批駁許多錯誤的觀點（如說中國已經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或說中國仍完全是封建社會）

，從而在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性質等基本問題上得出了比較正確的結論。毛澤東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的許多著作中，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和黨的鬥爭經驗，闡明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對於關係到中國革命成敗的黨的建設問題、武裝鬥爭問題、統一戰線問題，他都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作出了理論的說明。這就使黨在革命中所實行的政策、策略和各種具體措施都有了明確的方向。中國的民主革命帶有極大的複雜性。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既要堅持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不斷地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傾向，並與之作適當的鬥爭。又例如，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也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保護民族資本，等等。由於有正確理論的指導，我們黨才能夠處理好這些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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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問題，使全黨有統一